文革发生距今已经半个世纪，叙述文革史出现了多种专著，论文和回忆录。因为历史观和价值尺度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叙述语境。周伦佐曾经列出五种思想和主题：
1、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
2、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
3、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
4、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
5、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
具体的叙述语境人言人殊，更为多样。本文只想选择影响较大的五种语境，即毛泽东语境、邓小平语境、落马高官语境、造反派语境、局外人语境，略作评述。毛泽东语境人们是很熟悉的。代表性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十六条”、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基本观点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仅仅是把反修防修的战场转移到国内，揪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还要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黑暗面，进行一场把全国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校的试验。“五一六通知”说的是文革要破什么，“五七指示”说的是文革要立什么。毛泽东语境在他当政时占统治地位。80年代一度式微，90年代以后中国权力资本化蔓延，官民矛盾加剧，毛泽东语境在互联网上又有复苏之势。其中既有来自民间草根的毛派，也有戚本禹等毛泽东提携过的文革风云人物。
邓小平语境是当下中国的主流语境，代表性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基本观点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支撑了对文革的否定性评价，三十年来成为国内关于文革的言论出版准绳。公开出版的与文革相关的史论著作、传记、年谱、教科书、回忆录，乃至各类文艺作品，几乎都是这一语境下的叙事。这不但是宣传纪律的刚性要求所致，也是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市场利益的导向所致。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背景是最高领导权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受批判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小平、陈云主导中国政坛的历史依据，同时也为他们在人事上进一步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做好了舆论准备。文革时期，运动回合多，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的各种恩怨，因而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各级官员包括高级领导人，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努力紧跟毛泽东的部署，这方面的情况被尽量回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几乎都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宣传要在维护毛泽东和否定文革之间达成平衡，所以把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
落马高官语境是指一些高官在党内斗争中出局，受到党纪和法律的制裁，晚年撰写回忆录在境外出版。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三位林彪集团成员的回忆录出版后影响很大。围绕他们披露的史料，海外还出版了多种有关林彪的论著。
这些人都是早年参加红军，文革中进入中共领导层，“九一三”后被关押审查，“两案”审判中判处徒刑，80年代保外就医，刑满后撰写回忆录，去世后在香港出版。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文革的结论是相反的，对林彪集团的结论却一脉相承。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不接受这样的结论。他们强调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尖锐的冲突，林彪反对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把军队搞乱，主张“九大”以后发展经济。他们力图以亲身经历说明，文革中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既不可能被林彪利用，也不可能被江青利用。“利用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党内政治生活的逻辑。还有陈伯达、王力、徐景贤等人的回忆录和口述史，也披露了文革的高层内情，填补了史料的空白。研究者不论是否赞成其观点，都无法低估其史料价值。
造反派语境近几年有扩展之势。文革中的造反派，最年轻的也年逾花甲，更多的到了七八十岁，他们有一种存史的紧迫感。所以在近几年出现很多造反派撰写的回忆录，口述史。还有一些有过造反派经历的人撰写的文革通史或地方文革史即将完成。
杨继绳说，“文革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文革延续了十年，造反派活跃的时间不过一两年而已。
1967年夏天，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他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度被他利用的造反者便卸磨杀驴。他不再容忍自下而上的力量横冲直闯，依靠军队，重建秩序。文革的中后期，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1975年的整顿，造反派受到不同名目的审查。毛泽东去世后，从华国锋领导的清查“四人帮”，到邓小平主导的整党、清理“三种人”，造反派受到进一步清算。他们到了晚年有很强的表达欲。
造反派写文革的观念并不统一。有的固守于毛泽东语境，至今留恋巴黎公社原则，认为文革的失败在于毛泽东反官僚不彻底；有的则把造反视为争取民主的先声。海外先后出现过杨小凯的“断裂说”，郑义的“两个文革说”，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说”。有的造反派则吸收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理念，从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权利出发，重新审视文革过程，反思自身的命运和遭遇。
评价历史，从国家为本位出发和个人为本位出发，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采用派工作组的方法掌控运动。从国家出发，会解释成维护国家秩序的需要。从公民权利出发，就成了1957年反右派“引蛇出洞”的重演。
造反派语境下的文革史，不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终点。华国锋主政时期的清查运动，邓小平主政后的整党、清理三种人、大学生记录在案，都被视为文革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结局。
以上所举毛泽东、邓小平、落马官员、造反派，都是文革局内人。还有一些文革史研究者属于局外人语境。
最早的局外人语境出自外国汉学家。他们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就开始了文革研究，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也有隔岸观火、雾里看花的不足。还有一些有中国背景的学者，出国定居，把文革研究扩展到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
近些年文革研究进入学院派视野。年轻一代学子以文革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选题者不绝如缕。他们的年龄从70后、80后延伸到90后。他们没有文革的感性体验。接受的学术训练，多是从国外引进的治学方法，注重概念的演绎，从学术概念出发谋篇布局，剪裁和运用搜集到的资料。成果不少，为人瞩目者不多。
史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文革研究应当是当代史研究的一部分。不论偏向于哪一种语境，用实证的方法还原文革史的真相，其成果往往为更多的同行所肯定。服从于政治权力的文革叙述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服从于商业利益的文革历史也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只有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研究文革，才有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
《记忆》2016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