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三孔”，是人们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也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千百年来，“三孔”一直受到统治者和民间力量的保护。然而，文革初期，“三孔”却遭遇了一场空前浩劫……
曲阜来了北京红卫兵领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
1966年8月，破“四旧”的浪潮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山东曲阜县委和县人委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治下的曲阜县是中国古代文化代表孔子的故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孔庙、孔府、孔林、颜庙、周公庙等一大批文物古迹。按照红卫兵的逻辑，这些都是“四旧”，都在应破之列。
8月下旬，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先后接到消息，泰安水校和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要来砸“三孔”。县委立即分头向县直各机关单位及学校布置防范措施，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严防死守，红卫兵最终未能冲击到“三孔”。
正当李秀等人暗自庆幸之际，他们绝对想不到，两个多月后，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领袖谭厚兰会离开“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率领一队人马杀向曲阜。
谭厚兰，中共党员，1937年出生于湖南，青年时做过教师，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并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1966年10月上旬，谭厚兰打算到大庆油田去造反，并已派出了一个先遣队到大庆去煽风点火。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戚本禹和实际负责《红旗》杂志编辑工作的林杰给她出主意，说到山东曲阜去造孔子的反，并且把这一行动与“五四”精神联系起来。谭厚兰欣然同意，立即改变计划，南下曲阜，直捣孔子的老巢。
11月9日，谭厚兰率领200名红卫兵抵达曲阜，住进曲阜师范学院。10日上午，他们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浩浩荡荡直奔曲阜县委，要给县委一个下马威。曲阜县委早已得知谭厚兰这个“非常人物”到了曲阜，并料到她会带人来县委闹事，所以县委的机关干部为红卫兵的到来准备了一个绝妙的欢迎仪式。当谭厚兰带领红卫兵来到县委时，县委书记李秀、县长高克明和县委副书记张玉美带领200余名机关干部，人手一册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在县委门口列队迎接。
高克明代表曲阜县委向北京来的红卫兵表示欢迎。谭厚兰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红卫兵激昂铿锵地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红卫兵的歌声尚未平息，曲阜县的机关干部齐声背诵起“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曲阜县机关干部声音整齐、洪亮，一气呵成背诵整篇文章后，出现了一个静寂的瞬间。这样的场景出乎谭厚兰的意料，红卫兵对机关干部把毛主席著作背诵得如此流畅感到惊讶。红卫兵也不甘示弱，随即又背了一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接下来，曲阜的机关干部又齐声背诵了《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在整齐划一的声浪中，红卫兵背诵的几条语录被淹没了，于是他们高呼口号，散发《讨孔檄文》。
短暂的交锋之后，谭厚兰提出要到“三孔”去看一看。在县委办公室干部的引导下，红卫兵参观了“三孔”。参观时他们根本不听招呼，完全自由行动。他们在孔府翻出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伪满洲国国旗，又找到一把宝剑和一把东洋刀，这是孔子第77代嫡长孙、袭封32代衍圣公孔德成结婚时韩复榘、孔祥熙送的贺礼。红卫兵还陆续翻出了袁世凯的照片、国民党“剿共”的“清乡册”，孔府与日本侵略军、汉奸汪精卫来往的照片、函件等物品。
如果说谭厚兰在来曲阜之前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来完成捣毁“孔家店”的任务的话，当她看到这些东西时，便觉得自己拿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
推倒国务院的保护石碑
红卫兵抄出国民党党旗后，曲阜县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十分紧张。接着，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在曲阜迅速流传——“红卫兵要烧孔府孔庙啦！”县委领导被这个消息吓得坐立不安，决定立即向中央汇报。11月12日凌晨两点，县委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来的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留作封建制度、孔家地主的博物馆，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
谭厚兰在11日晚23点就接到了陈伯达的这份指示，比县委早了两个多小时。她马上意识到曲阜县委向中央文革告了她的状，但她又感到欣喜和激动，因为事实证明，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她的。
12日下午，谭厚兰主持召开曲阜各红卫兵组织代表会议，宣告成立“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谭厚兰不容置疑地获得了“讨孔联络站”的最高指挥权。此后，一系列的讨孔破坏活动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讨孔联络站”的成立，结束了曲阜的红卫兵组织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将各个红卫兵组织全部召集在“讨孔联络站”的大旗之下。
1 1月14日，谭厚兰决定次日召开誓师大会，砸烂国务院命名“三孔”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当天晚上，在省城济南参加会议的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决定，通知高克明、张玉美要尽量做红卫兵的工作，国务院的石碑不能砸，孔子像不能拉倒。
11月15日早晨7点，高克明、张玉美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到驻扎在曲阜师范学院的“讨孔联络站”指挥部去找谭厚兰，他们希望谭厚兰在最后时刻能改变主意。没想到，谭厚兰不仅不听劝，还赤裸裸地威胁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砸烂国务院的保皇碑，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将上报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县委要负全责！”
高克明、张玉美见事已至此，双双叹了一口气，只好放弃对谭厚兰的劝说。为何红卫兵和曲阜县委都如此重视国务院的这块石碑？县委将它看作是保护“三孔”最有力的武器，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一个巨大的依靠和支撑。而红卫兵要捣毁“孔家店”，这块石碑就像绊脚石，他们认为必须先砸烂这块石碑，捣毁“孔家店”的行动才能名正言顺。
15日上午9点，各路红卫兵在孔府门前集合。砸碑的小分队手持铁锤等候在国务院竖的石碑前，石碑已被套上了粗大的绳索。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11点，红卫兵举行的砸碑誓师大会开始。会上，红卫兵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山东革命同胞书》、《告全国人民书》，北师大、曲阜师范学院、曲阜一中的红卫兵代表还先后发了言。北师大红卫兵代表张道英带领全体红卫兵宣读《砸碑誓词》后，宣布：“砸碑开始！”
早已准备好的红卫兵砸碑小分队用绳子将国务院立的保护“三孔”的石碑拉倒。手持铁锤的红卫兵马上跳上去叮叮当当地乱砸起来，一会儿工夫，花岗岩的石碑就变成了一地碎片。接着，红卫兵兵分两路，一路冲进孔庙，把孔子像及大成殿内所有塑像的头都砸了下来，除孔子像外，其他塑像全被拉倒。孔子像未被拉倒是因为红卫兵还要游行、火烧。一时间，昔日庄严神圣、金碧辉煌的大成殿尘土飞扬，肮脏不堪。有人从殿内塑像的腹部掏出线装本的《周易》、《尚书》、《礼记》、《论语》、《春秋》。孔子和四配（编者注：旧时以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四人配祀孔子庙）、12贤哲塑像腹中的17套珍版书、17套银五脏和17个铜护心镜，也从此没了踪迹。另一路红卫兵去了周公庙和孔林，拉倒了周公像，将孔林门上的“至圣林”匾砸碎。接下来几天，红卫兵砸碑小分队将孔庙、周公庙、孔林里的大部分清代石碑拉倒、砸碎。
11月25日，根据讨孔指挥部的部署，红卫兵到孔庙大成殿搬孔子像，拆卸牌匾，准备讨孔大会时游街和火烧。他们想把孔子像整个弄下来，抬出去装在汽车上，没想到弄碎了，后来游街的时候，就把孔子像的脑袋安在了其他塑像的身子上。
镢铣在孔坟上飞舞
1966年11月29日上午，“讨孔联络站”在曲阜师范学院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孔大会。当时的《讨孔战报》第五期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人们怀着节日前激动的心情等待大会的召开，很多贫下中农清早两点多钟就起身了，附近地区的红卫兵27日晚上出发，步行五六十里，清晨两点多钟就赶到会场……清晨6点钟，大批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着革命造反的红旗，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着革命歌曲，像一股股红色的铁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曲阜师范学院，整个曲阜师范学院成了红色的海洋……”
会上，谭厚兰作了总结性发言，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宣读了通电全国的《彻底打倒“孔家店”、捍卫毛泽东思想十点建议》。北师大红卫兵代表还朗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完毕，锣鼓齐鸣，口号震天。最后，董连猛宣布，向孔林进军，刨平孔坟！
“讨孔联络站”为这次扒坟定下的对象是“上三代下三代”。所谓“上三代”，是指孔子及他的儿子和孙子，“下三代”，是孔林里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孔令贻及其父亲孔祥珂和祖父。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把“孔家店”从头到尾全部捣毁了。孔子墓是孔林的中心所在，东为儿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这种墓葬布局意为“携子抱孙”。
红卫兵先在孔子墓前举行了挖墓破土仪式，背诵毛主席语录：“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作为挖坟破土宣言。墓碑早已套好绳索，一阵呐喊，“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巨碑轰然倒地，石碑倒下时正好砸在前面的石头供桌上，石碑一下子断为两截。红卫兵们跳过去，举起铁锤猛砸，石碑成了一堆碎块。如今在孔子墓前看到的碑，就是这些石块粘接在一起的。
孔子、孔鲤、孔伋三个巨大的土冢上站满了红卫兵和农民，镢铣并用，尘土飞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狂热和期待。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坟越挖越深，人们只能看见扔上来的黄土，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从地面向下又挖了三米多深，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和兴趣。然而，他们仍不甘心，不相信孔子墓中什么都没有，于是打了眼，埋设了炸药和雷管。一声巨响，掀起的黄土铺天盖地，人们冲上去一看，一座空坟！孔鲤和孔伋的墓也都空空如也。
与挖令人失望的孔子墓比起来，挖孔令贻及其父亲、祖父的墓就显得更加惊心动魄了。11月29日，红卫兵挖开了孔令贻及其父亲孔祥珂墓的封土层，露出墓室石墩。当时天色已晚，红卫兵决定第二天再开棺。11月30日，待开的棺木吸引了更多人涌向孔林。石墩打开，露出了里边的红色棺木，棺木打开，弄出尸体，两座墓中共扒出五具尸体，分别是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妻妾。尸体腐烂的臭味使人们恶心、呕吐，红卫兵将五具尸体就地放了五六天后，弄到孔林东南角一个土堆里烧掉。
红卫兵从这几具棺材中清理出的元宝、翡翠、手镯等随葬品装了满满一箱子。这一箱财宝触动了人们的贪念，以致半个月后，爆发了一次群众性的扒坟狂潮。在赤裸裸的欲望刺激下，他们在孔林里埋锅造饭，几乎把林中的古墓翻了一个底朝天。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基本被洗劫一空。
12月7日，谭厚兰认为打倒孔家店已经基本达到了目的，便率领她的队伍离开曲阜返回北京。讨孔的任务由当地红卫兵继续进行，他们在孔林里办起了农场，把孔庙腰斩为两截，在孔府中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孔府中收藏的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全部被毁坏。
“三孔”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的损失最为惨重。红卫兵们捣毁的不仅仅是“孔家店”，更是中华文化的命脉。文革中对“三孔”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将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
《记忆》2016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