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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敌后方的国民党游击队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除了在正面战场与侵华日军展开了22次大会战、若干次中小战役外,还在敌后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日军。据统计,1938年,国军参加游击战的数量在60万左右。到了1941年,国军游击队的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总数的2.63倍,枪支是中共军队的4倍。

国民党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是在1937年太原保卫战前后。1937年9月国民党河北守军在涿县战败,退守山西,部分军队奉命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在当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更进一步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并在此后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

事实上,参与国军游击战的除了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还有由国军军官、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这些武装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打击并牵制日军。

1940年前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到达鼎盛时期,建立了一批抗日根据地,华北有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恒山根据地,华东华中有沂照山区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鄂东根据地、大云山九宫山庐山根据地,华南有海南根据地。全部兵力约100万左右。此后国军游击队虽曾遭遇挫折,但资料显示,抗战游击区除冀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则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游击队除配合正面战场大型会战和战役外,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游击作战的战例,如郑氏祠伏击战、突袭南澳岛、吕梁山围歼战、攻占黄梅、鄂东反扫荡、马当夜袭战等。

1938年5月,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佳令游击第5大队、保安第8团的两个营,配合第172师的两个营,在郑氏祠左右的高山占领阵地,伏击日军。经过一天激战,国军游击部队最终歼敌400余人,活捉6人,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同年7月15日,国军第157师一部突袭粤东的南澳岛,一度得手,然而战至8月末,600余突击队员仅剩20余人生还,南澳县长洪之政殉职。此役歼灭日军200余名。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此役消灭日军2000余人。

5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湖北大通一带扫荡。5月19日,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击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击毙日军140多名,并夺取了县城。

1940年秋,国军第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要塞,毙敌150多人,焚毁了弹药库,并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此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而在敌后战场殉国的国军将官,亦达数百人,军阶较高的有: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中将师长刘桂五、东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唐聚五、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中将刘震东、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复、第34军暂编45师少将师长王风山、第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方叔洪等。

可以说,国军游击队的存在,有效地起到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并困扰其后方、协助国民政府恢复沦陷区政权、使沦陷区民心得到维系的作用。这再一次戳穿了中共宣传的惟有中共抗战(游击战)的谎言。

201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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