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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孙女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三年高中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在进入大学深造时落选了。在收到不予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派出所的人把我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来接受这个场面教育。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第二天,我接到通知,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悲观极了,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因风湿病去外地疗养了。北京还有我的做建筑师的舅舅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我就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惕性非常高,得知我因家庭出身不被大学录取,当天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舅舅家我也不能多呆了。当时邮电部部长朱学范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在上海时与我家曾是邻居。现在,朱伯伯怕出身不好的我连累他们,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沮丧极了,万般无奈,就给祖母宋庆龄写了一封信。祖母很快回了信,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女干部来找我,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左一时右,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有人说我是花岗岩脑袋,不积极接受改造;有人贴出大字报、小字报,批判我,逼我承认出身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但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经过重新评分,只给我二分,这是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对于做学生的我,这种待遇无异于想判我死刑。那些政治思想进步的学生,即使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须补考,但系里又告诉我,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我并不担心补考,我宁愿补考再拿五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因了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我患上了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未愈。他们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说这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方式,我必须用劳动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当年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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