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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厚赂”政策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今天的我们知道张骞,多半是因为他第一次出使西域。那是一次长达13年,充满了艰辛与传奇的漫长旅途。但其实,张骞在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其意义远胜第一次。

因为这次出使确定了汉武帝时代对西域诸国实行“经济厚赂”的外交政策。而这种对周边国家普遍实行“经济厚赂”以换取“万夷来朝”的策略甚至一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代的大国外交。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人决战漠北,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汉武帝的目光开始投向更加遥远的西方世界。而曾以一双大脚走遍西域诸国的张骞自然成了他最信赖的顾问。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为了联络西迁的大月氏共击匈奴。现在,张骞再度给汉武帝出主意:联络西域大国乌孙,“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王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右臂”。①

于是,张骞被汉武帝拜为中郎将,带着三百人的使团和“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万巨”②出使乌孙。

这就是汉王朝对西域诸国实行“经济厚赂”政策的开始。

公元前119年之后,汉崛起强大,匈奴则逐渐衰落。所以汉武帝不仅仅对西域各国实行了“经济厚赂”政策,对退居漠北的匈奴也采取了经济攻势。

史书中有多次汉武帝“厚赂”匈奴单于的记录:

“匈奴复讇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汉书·匈奴传》所录乌维单于时)

“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汉书·李广苏建传》所录苏武出使匈奴时)

汉武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匈奴单于像西域那些小邦、小国那样,向汉王朝遣子入侍,对自己俯首称臣。

于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孔子“修文德”以招远人的理念,实际上变成了以“经济厚赂”为主的“金元外交”。

此后在整个帝制时代,在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前来朝贡的国家越多,说明中原王朝国力越强,更说明天子盛德、圣主英明。

客观地说,起于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厚赂”政策,在将汉王朝的势力向西域延伸,最终击败劲敌匈奴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战争,用和平的方式换来了国家领土的扩张和汉文化的有效传播。

遗憾的是,自汉武帝开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万夷来朝的“朝贡体系”。这个“朝贡体系”涵盖了周边国家和中原王朝之间所有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让中原王朝一步一步走进了“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死胡同中,几乎无法和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起正常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与以等价交换为目的的商业贸易没有关系,中原王朝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便执行的是“厚往薄来”的“经济厚赂”政策。

所以,这些建立在“经济厚赂”政策上的“朝贡贸易”,对汉王朝和汉朝百姓来说,不是一笔资产,更像是一笔沉重的“债务”。

西汉时期,自呼韩邪单于降汉后,匈奴单于每次来朝,汉王朝都要给予其大量的金钱财帛和粮食,以至于到汉哀帝时,单于再度请朝,许多朝臣都建议汉哀帝将其拒绝,认为这是一件“虚费府帑”的事。

到了东汉王朝,从光武帝开始,汉匈之间纳贡与回赐成了一种成例,这个成例意味着东汉王朝每年给予南匈奴的经济援助价值1亿90余万钱③。

随着鲜卑的崛起,东汉王朝每年给予鲜卑的经济援助更是达到了2亿7000万钱之巨④。

再加上每年给西域诸国的经济援助,以及相应的军事、行政管理费用,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东汉王朝每年用于维持朝贡体系的费用大约是整个国家收入的7%⑤。

朝贡体系之下,汉王朝与周边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显得如此昂贵,也非常脆弱。

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厚赂”政策没有打动匈奴单于。因为在呼韩邪单于降汉前,没有一个匈奴单于愿意向汉王朝俯首称臣。他们甚至可能比照汉初七十年的汉匈关系,将汉使送来的财物当作汉王朝的贡物。

武帝厚赂乌孙,而在汗血马战争期间,武帝写信请乌孙王“大发兵并力击宛”⑥,乌孙王却只象征性地派了两千骑兵且“持两端,不肯前”。⑦

到东汉时期,即便每年给予鲜卑2亿7000万钱之巨的经济援助,汉与鲜卑的和平也就维持了明帝、章帝时期大约30年而已。到北匈奴西逃后,占据匈奴故地日益强大的鲜卑又开始不断南下犯边。

注释

①②⑥⑦《史记·大宛列传》
③《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
④《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⑤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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