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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杀红卫兵”事件

1967年8月的一个晚上,从忠县川剧团紧闭的后门里伸出一支手枪,随着一声枪响,两个少女倏然倒下,一时剧团内外大乱。很快就查明了,开枪打人的是忠县文攻武卫司令部陈乐生,他当即被抓起来。此事被称为“枪杀红卫兵”,迅速轰动忠县。

当时,川剧团是县城的娱乐中心,但凡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晚会,都是在川剧团剧场举行。(剧场是一座破旧的城隍庙改建的,毁掉庙里的阎王判官黑白无常等塑像,稍稍改造一下就成了剧场。所以老忠县人还是习惯叫这里城隍庙而不叫川剧团。)文革期间“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晚会是不售票的,只要挤得进去就可以观看。为了晚会顺利进行,一般在满员后就会关闭前后大门。这时往往还有许多人拥挤在门外,总想找机会挤进去。1967年8月进入武斗高潮,保守派被全面打压下去,全县是造反派的天下。虽然忠县没有发生大的武斗,但是文攻武卫司令部还是建立起来了。每逢剧团有晚会,司令部就会派员执勤。威风凛凛全副武装的执勤人员游走在剧场内外,人们便不敢随便拥挤。

那几天正逢开江县“6711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忠县演出。这支来自大巴山的宣传队在忠县连续演出三天,场场爆满。其中有一个节目是舞蹈《远飞的大雁》,几位少女柔美的舞姿一反当时舞台上横行一时的强硬喧嚣之风,配以优美的旋律,使人耳目一新。每天都有大量的忠县人潮水般涌向剧场。那天是演出最后一场,大门关闭后,还有成群结队的青少年不愿散去,一些人转移到后门,拍着门板要进场。正在执勤的陈乐生,腰上插着一把手枪,怒气冲冲地隔着后门向外面大声吼叫,不准再拍门。
陈乐生年近五十,头发斑白,面容黑瘦。他是一个有来头的人,早在1949年前就参加了地下党,有一些可供吹嘘的“革命历史”,现在是县林业局干部。陈乐生见仍然有人从门缝往里望,不禁霍地一下拔出手枪。正好门板下方有一个木疙瘩形成的空洞可以伸出枪口。陈乐生于是把手枪伸出去砰的就是一枪。隔着门板,陈乐生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听见枪一响,外面便传来一阵惨叫声,听声音还是女孩子的声音。原来正好有两个女孩站在门外,那一枪射出去,一下击穿了三只腿,两个女孩同时中弹。

两个女孩都还是高小生,顶多十三四岁,一个叫苏萍,一个姓吴。姓吴的名字不详,只知道她哥哥是我姐姐初中同学吴兴万。苏萍受伤较重,被击穿两只大腿。那时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红卫兵,于是,陈乐生“枪杀红卫兵”遂成铁案。其实俩女孩当时都只是红小兵,要中学生才是红卫兵。但是,不由分说便成了枪杀红卫兵。当晚两个女孩送到医院救治,经检查枪弹击穿大腿幸未伤骨,并无大碍。

当时的忠县红卫兵造反组织叫“红卫兵忠县部队”,正与文攻武卫司令部有些闹别扭。因为文攻武卫司令部不同意给红卫兵发枪,而狂热的红卫兵小青年们非常渴望玩枪,正在与司令部一再交涉,“枪杀红卫兵”正好成为向文攻武卫司令部施压的筹码。文攻武卫司令部见事不妙,立马就把陈乐生抛了出来。

当晚的演出现场一时大乱。陈乐生当即被文攻武卫司令部关进司令部所在的县人委大院(后为公安局驻地)。

第二天早上,闻讯赶来的红卫兵冲进大院将陈乐生揪出来斗争。那时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了,我每天都闲着无事,喜欢看热闹,也跑到大院去了,便目睹了血淋淋的一幕。

只见愤怒的人群将陈乐生团团围住,这边推过去那边推过来。陈乐生完全没有了昨日的威风,低着头一阵哆嗦。一个叫“孙毛笔”的青年唰的一下解下腰间的铜头大皮带,凌空向陈乐生砸下,亮闪闪的铜头打在陈乐生头上发出当当的声音,鲜红的血立即冒出来,瞬间染红了斑白的头发。“孙毛笔”一边大骂,一边继续挥动皮带,令人心悸的当当声再次响起。陈乐生掏出一张手巾去头上擦血,手巾立即被染红。这时旁边一个人大叫一声:“他狗日的还想保存证据!”劈手就把浸满鲜血的手巾夺过来扔到地上。血流满面的陈乐生惊恐万状,像任人宰割的猪狗。

我当时站在“孙毛笔”背后,离陈乐生仅一米多远,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随后,陈乐生被押到忠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大本营关起来。又过了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去学校(忠县城关民中),路过师范学校时,看见陈乐生在操场下面的一间屋里,满头都包着白色的绷带,靠窗的桌边写交代。我们的位置高过他的窗口,正好居高临下观察。有个同学猛喝一声:“陈乐生!”他惊恐地停下笔,向我们望了望,又低下头去写交代。

我回到家里讲了陈乐生的事情,父亲淡淡地说:“陈乐生……我熟悉。地下党,凶得很。刚解放的时候他在官坝区工作,身上随时挂着枪。有一天一个地主的女儿出嫁,他把花轿拦下拉出新娘子,当头就是一枪。新娘子当即毙命……那时地主的女儿死了就死了……”父亲的话让我极为震惊。陈乐生竟然可以随意拦轿枪击新娘子,无怪乎可以“枪杀红卫兵”。

文革波澜起伏,过了一段时间街头巷尾又是另外的奇闻,陈乐生就没有人提起了。直到次年,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发表后,陈乐生又被摊上了祸事。在“三·一五指示”中江青明白无误地说:“川东地下党都是叛徒。”这下陈乐生曾经引以自豪的地下党身份就成了叛徒的代名词,没有好果子吃了。有一天我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看见林业局的几个年轻人揪着陈乐生游斗。陈乐生手中举的纸牌上居然是一首散曲“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原来陈乐生在苦闷中,把马致远的散曲写出来消遣,不小心被发现了,便拉出游斗。一位林业局姓刘的年轻人(姑隐其名)振振有词地批判:“断肠人是谁,就是刘少奇。他是在为刘少奇招魂!”

再后来我就到农村插队了,陈乐生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孙毛笔”的结局我知道。我在农村时他窜到我队上来过,我还留他住了一宿。“孙毛笔”大名好像叫孙宗玉,因为祖上以制毛笔为业,人称“孙毛笔”。文革后期他被判刑,送到奉节硫磺厂劳改。有人传说他越狱被击毙了,又有人说他刑满留场就业成家了。到底如何,已经没有人再关心。

2016年3月16日重庆

《记忆》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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