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会在海外媒体的广泛猜测中落下帷幕，大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标题冗长、充满大话和空话的《决定》看起来乏善可陈，其间却隐藏着习近平的真实底牌——“中国之治”。
以笔者之见，这个“中国之治”似乎是习近平的新冷战宣言。这里，我将讨论三个问题：为何中共提出“中国之治”？为什么这是新冷战宣言？它都包含了什么内容？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习近平和中国官媒的说法，“中国之治”应运而生。习近平于周二（5日）在新华网刊文，说明起草《决定》的过程。他说，中共之所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二是为了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三是为了应对风险挑战。习在文中紧跟着引用了一句古人言：“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习口中的“天下之治”就是“中国之治”，既治中国，又治天下，其意思是，中国要强大，只能搞“中国之治”。习近平过去的讲话，多次提到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这就是“中国之治”。
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是新冷战宣言？“不盛则衰”和“不进则退”显示“中国之治”要与西方分道扬镳。实际上，这也是中共公开向西方表明态度，中国搞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搞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中共网信办上周三（10月30日）刊文引述了习近平2014年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会上讲话，称“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环球网周二刊发“为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该文指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路，否则就处于“附属、仆从和被剥削地位”；中国不仅不是西方化，更是对西方治理实践与理论实施超越。用求是网的话，“盛”与“衰”，“进”与“退”可以诠释为“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中国之治”代表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生命力和强大优越性。
关于第三个问题，新冷战宣言包含了什么内容？换言之，“中国之治”在哪些方面挑战了西方制度呢？根据中国官媒和一些御用学者关于“中国之治”的文章，“中国之治”在以下几个方面和西方分庭抗礼：1）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优越，因为中国的政治力量代表人民整体利益，而西方国家只有公开的“部分利益党”；2）在经济制度方面，西方维护资本利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和政府任何形式的管制和干预。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3）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西方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而中国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和4）在意识形态方面，中西方文明冲突日渐明显，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做好了战役准备。
总之，中共公开申明，中国拥抱经济全球化，反对政治全球化，更反对“西方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优于西方的制度安排，党的领导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优势；西方之乱已经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之治”正迅速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最后官媒们说，让我们的制度在全球竞争中展现优势！
实际上，“中国之治”的说法早在两年前就有铺天盖地的文章。这次借四中全会，习近平终于派上了用场。只是，向西方挑战，习近平哪来那么大的底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