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军进攻上海，与驻上海的国军十九路军激战，全人民抗日情绪的情形，空前高涨！中央苏区于二月四日已接到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于六日接到中央政治局通知，七日赶赴瑞金出席，时间大约是八日晚上（是农历新年第三天），地点是瑞金北端，上次政治局开会之小木楼。出席者有：李德、陈绍禹、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邓发、刘伯承、赵博生、彭德怀、我及林彪等共有十多个人，会场的设备与上次一样，仅增加了一个洋油大吊灯。楼小灯多（有二盏灯），顿觉光朗，但洋油灯的烟臭气味，弥漫全楼，又因天气寒冷，窗户不能全部打开，空气混浊，很不好受。会议在下午八时开始，由秦邦宪主持，会议气氛肃穆，他简略的报告了日军侵沪，十九路军抗日，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极高的情形后，并对时局作了分析，及本党政策的报告，略云：日军侵沪的情形，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有两个可能：
一、国民党可能进行全国团结，领导抗日战争。若如此，我们红军必须争取合作抗日条件，以求在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抗日过程中夺取抗日领导权。
二、国民党政府可能向日本政府屈服投降，签署卖国和平条约，及反共协定，全力进攻苏区，实现其所谓安内攘外的骗人政策。若如此，本党即必须揭露其投降面目和阴谋，发动全国军民与红军合作，实行抗日战争；迫使国民党放弃其进攻苏区，消灭红军的企图。
他报告完后，周恩来接着发言，略云：现在的国内形势最有利于本党军事和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握这一个时机，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在政略上，我很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对于军事建设上，我主张立即利用抗日之名，首先动员全苏区的壮丁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实力。战略上应先夺取赣州，使赣江西岸至湘赣苏区之广大地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然后藉北上抗日之名，攻打大城市，以扩大苏区，使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发展。
当其报告时，睁眉禄眼，紧握拳头，意气激昂，大有气吞牛斗之势！
毛泽东的态度很沉默，又很安详，毫无兴奋表情，待周恩来说完话后，他才缓缓的右手挽左手的站起来，并左顾右盼一番，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刚才，秦、周两位同志的报告，原则上我很同意，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我不敢过于乐观；我认为国民党不会立即和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照情形来判断，乃是自发的，不能当为国民党当局有计划有准备的战争行动，他必定在加强局部战争中，换取谈和的代价，因此，我们在政略上尽管提出全国联合抗日的口号，以争取全国广大人民和各阶层如作家、新闻界、学生、工人、农民等抗日民族组织或个人的同情与合作，藉此破坏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信誉，我们能够收效多少，对本党总是有利的；若我们估计得过高，则很易松弛了我们的斗争意志，和招致失败的情绪。”
关于军事方面，他仍以为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是红军军事行动的最高原则，没胜利把握的仗，以不打为宜；攻赣州的提议，他同意，但必须要集中五倍至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彻底、干净的消灭敌人，才是上策；切勿分散兵力，致遭失败；五军团应该乘此机会使用，以巩固和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
彭德怀接着站起来了，他的面包铁青，但声音很低，而且很不自然，似是极力抑制情绪似的，说道：“各位同志对政治的见解我很同意，军事方面，我主张立即行动，我敢担保一个星期打下赣州，请中央同意将这个任务交给我”。
朱德在会议中表示：政治上同意秦邦宪同志的政策，军事上亦同意攻打赣州。
项英、刘伯承、赵博生、林彪等均先后发言，大意都是扩大抗日宣传，严防国民党妥协卖国；红军要藉抗日救国之名，积极向外发展；本党要呼吁全国军民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
我是最后发言的一个，我首先说明：对政治局势的分析，我同意毛泽东的见解；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但不是取消主义，而是要积极的去推动这一局势的发展，积极去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使本党的愿望得以实现。关于进攻赣州的军事行动，我亦同意，但我认为除准备军事进攻之外，还要对赣州城的国军，展开政治攻势；我们是要利用抗日的名义，呼吁守城官兵及抗日民众，和我们团结抗日；在我们军事进攻之前，要先进行政治战、精神战，以瓦解其战志气，是可能收到“末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的。
关于军事准备方面，我认为本非今日会议的讨论范围，但因行动时间紧迫，不能再召开军事会议，特在此提出，以供大家讨论；赣州城高墙厚，且有两团守军，我军又缺乏重武器装备，难作攻坚之战，必非旦夕所能攻下，我们对于现有的炮兵（包括迫击炮在内）都要集中使用，先行给予城内守军以重大的火力威胁，以配合步兵的进攻；对于爆破器材，坑道作业器材等亦须事前充分准备，俾免临时遭遇困难，这是军事学上多谋必胜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