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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回忆录(83)

中央苏区的红军待遇:红军指战员的待遇是平等的,他们采取了实物供给制度,每人每日发给糙米一斤四两,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钱,盐三钱;另外,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二元(后改为一元,到最后两年是很少发给了)。服装每年夏季发粗布军服一套:冬季发棉衣一件,夹裤一条,这些衣裤的布料,是很粗劣的。内衣内裤,原定是每年两套,其实是只有一套。棉被呢,在新兵入伍时,发一张夹布被。天天在行军作战中过活的士兵,那一年一套的粗布衣当然是破烂不堪的了。袜是从来没有的,鞋是依靠着苏区的妇女们制造送来的慰劳品,或可一年分到一对,主要的是靠自己拿着稻草和烂布条来打草鞋,否则就只有赤着两脚,爬山越岭,行军作战了。可是红军官兵,谁也是肉体做的,而不是钢筋铁骨,吃的不足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穿的不能保持身体所需的体温,天天在挨饥受寒,而又天天做着超过体力和精神所能负担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也就只有一天一天的衰弱,走上疾病和死亡的道路。就算身体强壮,在艰苦战斗,营养不良之下,脚部都会生疮烂疼,患者为数甚多。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中,士兵烂脚的占百份之二十以上。因此红军的死亡率极大!这完全是由于待遇恶劣,才使官兵受到这种痛苦与死亡的威胁。

怎样去筹集供应这么庞大的红军粮食?说穿了——红军粮食的主要来源,无非是取诸苏区内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苏区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制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的就是余粮,统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刮人民全部所有,这是红军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而他们打土豪的收获,是食物交由经理机关及政治部统一分配;金钱财物,就全数归公家所有,以充军饷;这也是红军的粮饷来源之一。中共就是这样的维持了它庞大的军费政费的开支,及长期战争的消耗。

红军的弹械补充,主要的来源是从国军手中夺取过来。每当弹药缺乏的时候,官兵都希望打仗来补充自己。红军的编组中,每个步枪班,有两名以梭标大刀为武器,及携带四个手榴弹的士兵,在作战时,红军伤亡士兵的步枪,或当时缴获的敌人枪弹,立即交给他们使用。所以红军作战,不论是战胜或战败,只有增加枪械,很少损失枪械的。另外苏区内设有修械厂、翻制子弹及制造手榴弹厂。红军作战时,非常珍惜子弹;就是子弹壳,他们都能尽力保管,以便带回交给经理机关,转交制弹厂翻制子弹。制弹厂研用的火药,有黄色药和黑色药两种;黑色药是用盐硝和以硫磺炭末制造。黄色药是用枯木制成的黄色尘灰,和以硫磺炭末制成的。子弹用黑色药、手榴弹用黄色药制成。其爆炸力虽不甚强,但尚可用;这就是苏区唯一的军事工业。

这些少量的弹药生产,当然未能供应长期战争的消耗;因此,弹药补充是红军最感困难的事。

苏区内没有适合运输的河流,又没有汽车。粮食、弹药、伤兵的前运后送,均要依靠人力。他们动员苏区内的人民,男的、女的,编成运输伤兵的担架队,及运输粮食军用品的运输队。共产党就是这样不惜人民的生命,来克服自己这些困难。

我在回到红七军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总司令部的寝午电:

“限即到会昌龚军长。某密、该军即开赴瑞金县城北面村庄集结待命,并限于感午前到达,勿延。朱德、周恩来寝午参作”。

我看了这一个电报,立即以电话命令所属部队,准备于本日午后八时,按军部直属队十九师、二十师之序列出发(廿一师正在瑞金整编中)。各师大小行李在各师后头行进,并即补发了一个出发命令,着各师派联络参谋一人,于八时前到军部随同军部行进。我便于八时率领军部出发。是晚天气寒冷,开始出发时,寒风袭人,官兵都有瑟缩之状;但行动后,便将寒冷克服了。那天晚上,星月无光,行走在高低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上,非常吃力。直至第二天(廿七日)午前十时,我和先头部队才到达目的地。立即命通讯连接通总司令部的电话线,乃由电话与朱德总司令连络,报告本军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他答覆我是“七军部队,可入附近村庄宿营,请即来总部一谈”。那时各师部队已陆续到达,我告诉参谋处长唐睿(那时七军没有参谋长)分配各师及直属队的宿营地,并着各部队迅速吃饭后休息,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便带了一位林参谋,两个传达,赴相距五华里的总司令部。不到三十分钟便到了,朱德总司令正在作战室内和参谋长叶剑英,看墙上挂着的五万份一军用图。看到我来,朱德即和我握手,并问我:

“昨夜行军辛苦吗?士兵没有掉队的?现在都到齐了吧?”

“并不见得辛苦!士兵行军力很强,该不会有掉队的。我来的时候,十九师已到齐,廿师也开始陆续到达”,我答。

“我们大家坐下来谈谈吧”,他说。于是朱德、叶剑英和我三个人便围坐在日字形的大办公台侧。朱首先对我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驻宜黄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原是冯玉祥的部队。在去年(一九三零)秋天‘反蒋’失败,孙连仲部投降后,于今夏调到宜黄来进攻苏区,曾参加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该军未受到大的损失,但和我们作过战,退守宜黄不敢出来。他们的官兵都是华北人,初到南方又值天气炎热,官兵水土不服,患病死亡的很多。现在南京又积极布置第四次围攻,由于不惯山地战,他们便不免发生恐惧。同时南京对该军完全以杂牌军看待,从来没有补充该军的枪弹;军饷和粮食运济数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军队之中央军;时间上又常拖延时日。同属国民党军队,而待遇不公平,致该军官兵发生极大的反感。该军参谋长和一位旅长,是我们的同志。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来广昌,跟我们连络;准备伺机起义。我们已督促他迅速行动,并允许他编为一个军团。最近该军总指挥孙连仲,已前往南京,要过年后才能回来。他们(廿六路军的中共党员)准备在过新年的时候,乘机起义。前几天又派代表李某来连络,据称已得到一位非党内同志的旅长赞成参加,要求我们派兵策应。一切问题,都已商定。本拟派七军开赴宁都,协同策应。所以调七军先开来瑞金,再转赴宁都。但昨晚接到四军由广昌发来的电报,据云已派一个师,开赴宁都,准备于三十日开始向宜黄推进,卅一晚到宜黄附近,并已与宜黄城内国军同志取得密切连络,无庸七军协助。我刚才正和剑英同志研究,七军赶赴宁都,廿九日可到达,时间尚足;但到宁都后,又马上要向宜黄推进,不免过于疲劳。现宜黄策反工作既已成熟,且有两个旅为基础;四军又愿意单独负责完成这一个任务,使全军迫近宜黄策应,则兵力尽已足用,七军可不必再赴宁都。但仍应在瑞金附近集中,以备必要时调动”。

叶剑英接着说:“我也认为四军全部,已足担任这一个任务,七军可不必再出发,就在此间整训。廿一师已编组完成,可即乘此期间命归还七军建制。龚同志应特别注意该师的整训工作”。

谈话至此,他们见我有点疲劳,且知我夜来行军末得休息,便就让我回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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