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长红七军兼政委后，首先必须明了的是政治委员的职权，和政治部的工作问题。当时红七军的政治部主任是袁任远（湖南人，曾任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到政治部去跟他谈话，并查考上级发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政治委员应注意的事项，及红军中政治工作实施纲领等文件后，才有了深切的认识。
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他的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规定的任务，以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为要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职权能够施行，硬性的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指挥员就是军事主官，如军长、师长……等）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级报告，均须由政治委员副署（签名或盖章于指挥员姓名之左边），方能生效。有关行动的口头命令，除了在战场上执行已定的作战计划、战斗行动外，均须得政治委员的证明，方能生效。否则，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但如遇有特别情形，或受时间限制，又非违背革命利益者，下级得一面执行，一面设法报告政委。政委和同级指挥员，无论平时或战时，是相处在一起的。在这种制度下，红军的指挥员，是有责任而无权力的。但是共产党为了要发挥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以及保持指挥员对下级的威信，俾其命令能够贯彻实现起见，在政委工作规定下有：为了要发挥指挥员的军事天才，举凡军队的作战、行动、教育、各种计划和决心，不违背上级意旨和党的决策者，政委必须尊重指挥员的意见，不应妄加干涉。同时，在各种场合，必须注意保持指挥员的威信，下级政治委员对上级指挥员，必须以长官看待；上级政委及指挥员，对下级指挥员如有错误，须予以指责或教育者，除错误严重须予撤职者外，不得当着他的下级部属（指挥员之部属）面前指责之，以免损及其威信。除非有万不得已之情形，否则损害了同级指挥员威信之政委，须受到党内和行政上的处分。
但如同级指挥员有背叛革命行动时，政委有将之逮捕之权，甚至因情况紧急，不及逮捕时得指令特务员枪杀指挥员之权，甚至下级政委对上级指挥员亦有权指令特务人员捕杀之，李明瑞之被杀事件，便为一例。
红军的组织中，师以上的军事机构，均设有政治部。团、连有列宁室。政治部设有主任，受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及同级政委的领导及指挥，负责红军中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又是同级政委的第一个代理人；如遇政委因故离职或作战伤亡时，毋待上级命令，即代理政委的职权。团之列宁室，由政委兼主任，另设干事两人，连之列宁室不设主任、由连政治指导员负责（连是指导员）；他领导该连内的政治战士以及全体指战员，进行教育、训育、文化、党务、及对民众、对敌军的政治工作。
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是军、师、团各级均有委员会之组织。党书记，师以上通常是由政治部主任兼任，亦有由政治委员兼任的。团、连党书记概由政委政治指导员兼任。一般来说，红军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非党员是秘密的。各级政治部列宁室，就是党的办公厅。连一级设有党的支部，支部书记通常由政治指导员兼任，但亦有连长或排长兼任的；支部下设有党的小组，通常每班一个小组；但党员少者，即以排为单位，编成小组。
红军的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保障与协助军队完成其所负的军事任务；政治部主任与同级参谋长，是经常保持着密切连系的。政治部主任参加军队中的军事会议，及重要情况判断，政治部主任只提供政治情报资料，及听取军事情报和指挥官最后所下的决定与措施，以便策定政治部的工作计划。参谋长则拟定各种作战、行动、教育计划时，须于下达前通知政治部主任，以便政治部主任根据这些计划，拟订政治工作计划；同时下达政治工作命令，或颁布政治工作的实施步骤。
以上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政治领导的概况。关于红军政工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是南昌暴动至失败，朱德所部之编入范石生部，亦属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政治指导员制，政治指导员在军队的地位低于指挥官，但高于下一级的军官，他的任务是：
(1)负责军队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兼党的书记）。协助指挥官达成战斗、训育、管理、给养等任务。一切工作以争取军事胜利为主（有人称指导员等于军事主宫的姨太太，这是因为有些指导员不负责任，专事奉承主官所招来的）。
(2)平时对军队工作，在早晚点名时要作政治性的训话，每日定时上政治课，组织和领导士兵的文娱活动，维持军风纪。
(3)战时则鼓励士气，向士兵讲解作战意义和目的，提出适当的口号，鼓励官兵，慰问伤员，教育俘虏；发动战地群众协助军队，对敌军作战地宣传……等；在必要时还与指挥官分工合作，担任指挥一部军队作战。
(4)行军时若无敌情，政工人员先行出发，发动沿途民众准备茶水，供应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发动群众准备出卖粮食，供应军队。
若有敌情则随军行动，维持行军备战纪律和精神。
这一时期，指挥官和指导员关系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员能帮助指挥员的一切军队工作，而且以指挥官的意见为主。
（二）第二时期：是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古田会议止，是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地位与同级指挥官相等，但有代表党监督指挥官之权，他的任务：
(1)领导党的工作（他们多数是兼党书记）。
(2)与指挥官共同负责军队的领导指挥，但军事方面须尊重指挥官意见，政治工作则负完全责任。
这一时期，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关系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时亦经常因不同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有些指挥官觉得他们妨碍工作进行。他们的合作程度，远不如指导员时期的融洽。
（三）第三时期：古田会议后改为政治委员制度。
政治委员制度时期，因政委的职权高于指挥员，故常引起指挥员不满，在红四、五军中均曾发生过提出取消政委制度的意见，彭德怀也是其中之一，但为党所拒绝，并且引起一次纠正反政委制度倾向的斗争。
朱德本人，在指导员及党代表制度时期，均与政工人员相处得很好，他自己亦经常参加政治工作。他对军队的一切决策均召集军政人员共同商讨，政工人员对他亦很尊重。但对毛泽东则常有不满表示，他常对政工人员说：一切为了军事胜利，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一目标，这可见得他对政工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