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中央苏区的初期
第一章 闽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委员会自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来，即由陈独秀任书记，并秘密在上海办公，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迁往武汉办公，嗣因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与中共关系由恶化而至决裂，陈独秀被党内外及第三国际指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消极。是年的“八七”紧急会议，他未出席，推选瞿秋白继任。瞿秋白任总书记后，抱着左好过右的心理，坚决执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因此，他在上海盲目的发动工人的暴力行动，及策动了广东省的广州暴动，陕西的谓南华阴暴动，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这一连串的暴动皆先后失败了，使到暴动地区各业、各阶层的人士，都遭到重大的损失和牺牲，尤其是工农群众所遭到的牺牲更为重大，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他于一九二八年春调回莫斯科检讨。接着于七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全国的表大会，瞿秋白以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被撤职，而改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李立三为宣传部长。但因向忠发能力薄弱，周恩来是个圆滑的人，不愿负起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大权便为李立三所操纵。
在李立三领导的初期，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审慎的根据六全大会决议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给湘赣边区毛泽东的指示，被毛泽东四月五日给中央的报告，斥为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了，同时毛泽东认为一年可夺取江西。李立三是个好大喜功，而又易于冲动的人，他的革命斗争路线，便由此开始转变，眼见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发展，紧接着鄂、豫、皖区，湘、鄂西区的红军之发展，及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发生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这时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产生了要夺取一省或数省的政权以至全国政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零年，命令朱毛红军夺取南昌、长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红军进攻武汉；及将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红八军调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那时，立三路线发展到最高峰。由于他的革命斗争路线的错误，致使革命组织及红军实力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他因此于是年十月被第三国际调赴莫斯科受到严重处分。他走后不久，中共中央党的领导权又被缺乏经验的国际派的留俄学生陈绍禹、秦邦宪等所操纵。当时一方面是：在上海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处境甚危；另一方面，各地苏区的发展和红军已日益壮大，他们认为在闽、赣苏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以加强全国苏维埃运动，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早日来临，必须加强党在苏区的领导。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时便有将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之议，四中全会结束后，张国焘于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随即派赴鄂豫院区，以加强该区党、政、军的领导，待至向忠发、恽代英先后被捕杀后，便更积极的准备迁往闽赣苏区工作。周恩来那时是的中共中央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八月间即离开上海赴闽赣苏区（那时我尚在上海，约十天后才离沪）。九月，陈绍禹、秦邦宪等在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将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国际派列为中央委员，而叫陈绍禹为书记，并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办公，但陈绍禹决暂留上海，而以秦邦宪代理书记。于是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及其他高级人员，亦即于十月及十一月先后进入闽赣苏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即在闽赣苏区正式开始领导中共全国革命的斗争。十二月初旬，第三国际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李德，他化装为神父，由中国留俄学生伍修权陪同经香港来到苏区，协助中共领导同志，以加强苏区的军事领导，当他们到苏区时，我在福建之河田接待他们，相谈甚欢。
李德，是德国人，身形高壮，沉默寡言，年纪已有四十左右，倒似一个有修养的军人。他在俄国时，是任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的干事，此次与他同时准备来苏区者，共有三人，其中一个是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到香港后，因无法隐蔽身份，致中途折返，所以仅有李德一人来到苏区。
伍修权是武汉工人，学徒出身，留学莫斯科多年，他的俄文很好，中文仅读过小学，说话很有条理，为人亦坦白、忠诚、无机心，后来我任模范团长时，曾一度任我的政治委员，相处很融洽，以后我调任粤赣军区司令时，他即调回中央党机关工作，我们都有依依不舍之感。
中国的“苏维埃政府”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产品！这名词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汉口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时，也有“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议案。但这时“苏维埃政府”还不过是一个徒托空言的名词，在南昌暴动时，也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