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治攻势的发展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对于国军向苏区的围剿形势，一次比一次的严重，使他们甚感不安和忧惧！
一九三二年四次围剿的初期、鄂、豫、皖区的红四方面军已被迫放弃苏区西窜四川。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会战，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以前，虽已有过初期的胜利，但严重的形势仍未解除。而国民党中央又将牵制国军抗日的罪名加于红军，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可以证明国民党的剿共决心。今后即使顺利的粉碎了国军的第四次围剿，但接连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又会到来。为了要解除这种围剿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他们一九三二年二月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政治攻势方针，藉联合抗日之名，以求得与国民党暂时的妥协，以保存实力，徐图发展。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愿意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利益，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和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这个宣言，他们不仅在苏区散播宣传，而且在全国各地大城市，均由地下的中共党组织到处散发，以扩大其影响。
可是国民党并未因中共这个宣言，改变了进攻苏区的既定故策。第四次围剿虽然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后因军事的失利暂告结束，但仍积极的筹备第五次更大规模的向苏区进攻，这就是国民党给予中共所发表“愿意和任何军队党订抗日协定”宣言，最有力的答覆。
中共白发表了上述宣言之后，更积极的去推动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共的策动及帮助之下，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顿时号召了察哈尔及其邻省的杂牌军和地方武装参加者达十余万人。冯玉祥以有机会可乘，立即挥军向察东日军占领各县，大举进攻，很快的克服了察东各县。
冯玉祥自兴兵抗日以来，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苏联军品经济援助并没有到来，使他无法继续下去，此时他才知道上了苏联和中共的大当。同时国民党政府方面除增调大军北上集中于河北省外，并派员劝导冯玉祥临崖勒马，勿以抗日为儿戏，抗日大计应候中央政府决定，请冯与中央合作。冯亦感到现状实处于不利地位，乃于收复察东各县后立即宣布停止作战，准备将察哈尔军政大权交还中央，他自己便再度下野（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事）。
中共参加抗日同盟军的高级人员杨晓初、刘少文、张慕陶、杨子康、吉鸿昌等，见冯玉祥又变了，他们便联络可能争取的军官，集中已能领导的军队，仍用抗日同盟军的招牌，藉抗日为名，准备与国民党展开军事斗争。以配合苏区的红军行动，当时推定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以吉鸿昌为总指挥，率部约六万人向北平前进，声势仍相当浩大，但这些军队官兵是为抗日而来，现改向国军作战，违背初衷，多不愿意，且军费无着，生活困苦，中途逃去者甚多。迨行军至古北口时，因前有国军防堵，便俘的俘，逃的逃，全军便被消灭了。吉鸿昌本人于失败后逃赴天津，潜居于租界内，卒被国民党侦察人员刺伤被捕，以后解赴北平枪毙了。
此次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其结果虽是失败了，但在抗日方面而言：曾收复了察东各县失地，给予日伪军以重大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在中共方面来说：虽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希望，却延阻了国军对苏区的五次围剿，给子中共苏区及各地苏区红军以相当时间休息整编的机会。在冯玉祥个人言，表现了他个人的号召力量，并藉此与国民政府当局取得了谅解，终出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国军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在“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时，曾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拥戴和全国人民的歌颂，但另一方面却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非难，因为中央以抗日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对日暂时妥协政策，避免军事冲突；十九路军官兵，都非常怨愤！战争结束后，又奉调福建担任围剿苏区的工作。那时他们在意识上对中央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所以对苏区并无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心，可是，因为既担任了围剿的任务，也不能不参加作战，不过，在红军反第四次围剿的战役中，第一次被红三军团的红七军给予他们一个重创；接着第二次又由我所领导的东路红军给予他们一个打击，他们鉴于这两次败仗，认识了红军的战斗力，于是改进攻为防守，只有深沟高垒，监视着苏区红军的活动。后来由于李济琛、陈铭枢的积极煽动，他们便酝酿着反抗国民政府的运动。
他们早已看到了中共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呼吁联合抗日的宣言，和组织抗日联合战线这一套动人的主张。他们自己认为是抗日的部队，人人以抗日英雄自豪，在抗日的口号下，当然可与红军合作。乃派徐名鸿为代表，携了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名给朱毛的信，由福州经连城至长汀，先与红十二军接洽。然后由红十二军引导至瑞金，与中央接洽。信的大意是：“国民党中央当局，不惜以辱国条件与日本妥协，而集中全力进攻苏区，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仅要消灭红军，而且要打垮一切抗日力量。因此，抗日革命力量必须要团结在一起。现在准备组织福建人民政府，领导福建人民，实行抗日主张；并愿意和红军彻底合作，并肩作战。并希望苏维埃中央政府，派全权代表到福州，商讨具体的合作办法”。
那时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于十月开始，中共领导阶层人物正在旁徨之中，突接到这个天上飞来的佳音，朱德、毛泽东等，及所有同志均欢喜若狂，一面款待来使，一面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当时在会议中发生了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左倾路线的教条主义者的国际派，对福建人民政府缺乏信心，主张派一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州和李济琛等先进行试探式的会商；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红军、干部派，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并希望能够拉紧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能跟着中共的政策走，以粉碎国军的五次围剿。最后是决定派潘汉年、张云逸为代表，随同来使赴福州，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其内容如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双方面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区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录自救国时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