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南昌暴动时宣布没收二百亩以上土地，也可以说是对二百亩以下的土地不加没收。但土地革命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到一九三三年时，地主富农的定义都规定得非常苛刻与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亩，甚至不足十亩，只要其生活来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为地主。农民中凡自耕自给，或雇用一二农民助耕的即名之为富农。如果照周恩来这个说法，那么农村中要杀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想：中共现阶段的革命，如果是为了被压迫的人民谋解放，为了要使广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就不应站在阶级仇恨的立场，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杀。同时我认为：地主剥削制度是中国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社会制度，决不是这个时代的地主的个人犯罪行为。以革命手段来消灭其制度是合理的，但毁灭其生命，不仅是违反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大伤国家的元气！而且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若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同情和拥护，革命是没有前途的。我经过这样的考虑，便打好了一个腹案，在大家沉默中站起来，说明我对这个政策的意见：
一、本党土地政策，照现在的地主定义，要消灭的地主实在极多，牺牲人民生命过大，有损国家元气。
二、因反富农，很容易发生执行政策时的偏差，致演变为任意屠杀。
三、因反对富农，必动摇中农，并因而影响贫农的革命情绪。
四、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薄弱，中国革命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和拥护，若采取这一农民政策，必断送广大的农民群众。
五、中国农村生产，主要的是建筑在小地主、富农与中农阶层，若摧毁了小地主与富农，必造成生产萎缩的现象，影响国家经济。
因此，我们的农民政策，应修正为“反对地主，消灭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
我这个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成。接着起来讲话的是贺昌，他说明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是现阶段革命的重要力量，本党不能忽视了小资产阶级与广大农民的利益。龚楚同志的修正案，我很同意。继续还有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踊跃地发表与我相同的意见，更充实了这一建议的内容。在这个激辩的过程中，会场情绪显得很紧张。
可是，中央的负责人，固执地务必要贯彻他们的主张。并不因多数同志的反对而加以修改。周恩来提出说明：“这个政策是根据第三国际给我们的指示而决定的，过去中国革命的不断受到挫折，都是党的负责同志不能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我们鉴于过去的失败，今后再不能对国际路线有所怀疑。今天只有讨论如何去深刻的了解，及如何去执行这一政策，而不是研究修正的时候”。这个执行国际路线的大帽子，镇压了全场反对者的意见，各项实施细则，也就如议的通过了。
会后，我到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家里，跟他和他的小脚太太三人共进晚餐。他很沉重的对我说：“龚楚同志，你今天的见解虽然有充份理由，但太过激了”。说到这里，中共的高级干部贺昌也跑来了，他急忙问道：“老项！你同意他们的政策吗？你看事情还有什么发展？”项英笑道：“我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龚同志要当心一点！”项英的太太虽然是个旧式女子，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她劝我道：“龚同志你这么口直心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来是很好的，但以后还是含蓄一点好”。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我仍觉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基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讨论党的政策，我是有权说话的。尤其是这一个关系到人民生存与党的前途的重大政策问题，我更不能不说，惟事情已经过去，只有静待事件的发展。第二天，我便起程回筠门岭去了。
满天阴霾，暴风雨终究是要来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调回军事委员会，粤赣军区司令员一职由何长工接任，其余的职务，也分别有人接任。交卸手续完毕后，我便回到瑞金军事委员会。
第二天，项英偕我到俄顾问李德自己个人的办公处，这也是他的住宅。周恩来和朱德已先到，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李德指着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问我南面前线的情况（有翻译员传话），我详细的告诉他。他再问我：“（一）前线的碉堡线构筑为什么将近三个月还没完成？（二）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袭击，为什么事前没有准备？”我告诉他：“前线的堡垒百余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早稻收割的农忙时期，动员民工比较困难，我可以说，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敌军袭击事，该地与我司令部相隔百里，并无电话网架设，全靠徒步通讯，事前我曾到该团巡视，事后也曾亲往处置，粤军系先以武装便衣化装小贩，潜入龙布墟，然后内外夹攻，致该团处于混乱状态，损失步枪五十余支。这次事件固然是该团警戒疏忽，但在敌我双方对峙中，相互的军事袭击，亦是常事”。李德听了我的答覆，点点头，似乎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