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土地革命与农民政策
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以“土地革命”为其主要内容；而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一直到中共统治了大陆所经过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关于这个中国革命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看得最重要，认识得最清楚的就是毛泽东。我们可从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后来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革命阶段的领袖及所以能够夺取中国政权，也就是能够把握着这个主要问题所致，绝非侥幸成功的。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实践时，他的政策大体来说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井岗山时期，他是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时期的农民政策，对于富农是与中农、贫农，雇农平均分配田地的。他认为由勤俭起家的富农是值得赞许的。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后开始至一九三二年）是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来分配土地给农民，这个时期的富农，同样是受到与中、贫、雇农平等待遇的。甚至有些奸猾的富农还在数量和质量上隐瞒了一些田地。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维护富农利益？以我的见解认为：他是出身于农村，对农村经济情形及生产状况，是很明了的；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是依靠着富农和中农；若取缔富农，有使农村生产萎缩之虞。而且富农亦是农民，若能善为诱导亦可成为革命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由沪迁来江西后，于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清算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并由是年冬起实行查田运动，但是由于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前这半年来，查田运动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开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严厉的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重新订定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重新分富农的土地。在分田时，富农只能得到一定数量和质量较坏的土地，并主张剥夺富农和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否认毛泽东主张的中间阶级在现阶段民主革命运动的存在性（因乡村富农及城市手工业主、小贩……等是中间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他们可以站在革命的一边，又可以参加反革命的一边）。
五月下旬在瑞金中央政府内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我是出席者之一。讨论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洛甫末出席），他报告农民政策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并即席说明：“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若保留这阶级份子存在苏区，一旦革命受到挫折时，他们必会起来勾结并联合反动势力，破坏革命。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其次是对富农政策太过于放纵，他们利用着优越经济力量，仍可以在农民身上进行剥削；或从土地生产中取得更多的利益，逐渐再成为农村的资本家，这是有害革命的前途的，故应进一步没收富农的财产，以彻底剥夺其经济的优越条件。
中农是农民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份子，但他们有很快便成为富农的条件。他们的革命性是极度薄弱的，应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团。
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热心的。但要注意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观念、保守观念、温情主义和封建思想。
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只有雇农是基本的革命农民。所以我们要以雇农为基础，进一步扶助他们，团结他们，养成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意志与信心”。
周恩来的农民政策报告完毕，全场静寂下来。大家都在考虑有没有修正的意见。会议桌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分钟，还没有人发表意见。
我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我的家庭是个小量土地拥有者兼营商业的中产阶级。按中共的定义应该列为富农。但我并不以为我是富农而反对这一个农民政策，因为我在农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农民的痛苦，不独是雇农、贫农苦，甚至富农和地主一样苦。由于农村经济的贫乏，农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极少。我和一般农民一样，厌恶并愤恨一般苛索农民的土豪恶霸；因之，我参加中共的革命斗争，希望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良好社会，尤其是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我未到过苏联，没有实地考察苏联在大革命时的农村情形；但是，从留俄归国的中共党员中，我获悉了帝俄时代的农村情形，与中国现状不同；俄国的地主所占的土地动辄以万亩计；俄国的富农都是经营有广大的农场。他们多是农村的资本家；俄国的贫雇农特别多，他们多数是农奴转变为贫农，或者受雇于农场为雇农，他们可以说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