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就没有怎么经历过父母陪伴的孩子们，现在自己也成了父母。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留守儿童似乎是个静止的概念。他们永远长不大，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山区，是社会动荡的因素，是被侮辱与被侵害的对象。
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早已经不再是儿童。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2011年，有学者在农村调研中发现，在某些地区，一半以上的新生代留守儿童的父母儿时有过留守的经历。
“留守”会代际传递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假以时日。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推知答案。
比如说，哪种孩子最容易失踪？
第二代留守儿童已经出现
城市中产父母往往对丢孩子过度担忧，但实际上，他们的孩子并不处在危险的中心。
根据“宝贝回家”网站数据，在失踪儿童中，农村户籍占92.95%——几乎相当于全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加起来，又占其中的一多半。
其中超过7成的儿童在失踪时身边没有任何成年人陪同。在公共事件发生后，这些心大的家长经常受到网友的指责。
孩子离开视线五秒钟就紧张得要死的城市家长们，大概没办法理解“为人父母”这件事，在不同人心中的意义有多么不同。
中国的失踪儿童中，多数不是被拐卖的，而是自己走掉的。
不同来源的数据都显示，超过一半的失踪儿童属于离家出走，被拐卖的比例低于一成。10到14岁是儿童失踪的高峰，其中离家出走的占据了大部分；威胁更小孩子的主要因素则是走失、家庭纠纷和溺水。
将二者叠加，搜索“留守儿童离家出走”，可以看到极多触目惊心的个案：安徽13岁孩子半年出走7次；山西孩子出走误入高速险些被撞；重庆孩子怀揣三封家书出走，警察抓到时已经成了惯偷，等等等等。
媒体给出的出走动机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寻找父母，有的是家庭矛盾，有的是自己外出谋生。还有的，就像那个出走7次的孩子，周围人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喜欢离家出走”。
在中文互联网上，“人贩子一律死刑”的论调甚嚣尘上。不过，按照这个逻辑，可能更应该被追责的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家人。
但父母们又该追责谁呢？他们自己也和孩子们一样无助。
让我们跟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算一笔留守儿童的帐。
1984年是中国粮食获得创纪录的大丰收的一年，产量从去年的3亿吨提升到4亿吨。同年，《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发布，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了。
由于手续繁琐、“盲流”众多，在这一时期，最常与农民工联系起来的关键词是“清退”。
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安徽十万多农民工返乡务农》，里面写了现在看来堪称魔幻的场景：干部带头清退自己安排的亲友，半年就劝回了10.24万人。
直到1989年，在北京“擅招农民工”还是被禁止的。当年，北京估计遣返了20到25万农民工，可见当时进城务工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
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出生在70年代后半到80年代初，在90年代长大成人。
如今，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人近中年，中国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进城打工的命运。除了少数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之外，大多数一代留守儿童长大之后仍然需要靠打工为生。
2012年，有媒体对1200多名青年进城务工者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人中，26%在童年时期父母都曾外出打工，32%有父母有一方外出打工。
也就是说，接近六成的打工者本身就是留守儿童。现在他们接近婚育年龄，又将带来新一批留守儿童。
本就没有怎么经历过父母陪伴的孩子们，现在自己也成了父母。
留守的代际传递
许多人认为，留守儿童是个“伪问题”。
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是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文章《理性是评论的力量》。作者写道：“我们这茬人打小就是留守儿童，很少跟爹妈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忙工作，谁也没觉得有问题。”
且不论“爹妈忙工作，在幼儿园住了三个月”的孩子和真正的留守儿童是否有可比性，在作者的刻板印象中，留守儿童只不过是和父母分离而已。这种现象在城市儿童中也不少见，凭什么你就有资格哭惨了呢？
让我们仔细辨析这种观念。
首先，与直觉相反，许多留守儿童并不缺乏物质生活条件。
知乎上有个著名的问题，曾经被媒体广泛引用，叫“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是什么状态？”
截至目前，这个问题共有721个回答，多数是已经长大的留守儿童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这些答案中的留守儿童们，生活状况大多并不贫困，吃穿不愁。
在中国农村家庭，每多一个人出去务工，这个家庭的留守成员人均收入可以增加3.8%到28.8%不等。并且，越富裕的农村家庭，家人出去打工对于留守成员的人均收入提升就越大。
也就是说，留守儿童的物质生活条件，比同样情况下父母都在家务农要好一些。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也不比非留守的同龄人更差。
不过，看到不贫困就认为没问题，是打着理性的旗号罔顾事实，无视社会结构性因素在代际传递中的力量。
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中，四兄妹居住的是独栋小楼，家里有50多斤腊肉，生活在当地不算贫困。不过，在自杀前，四个孩子的生活状态是如此虚无，以至于连续一个多月不与外界接触。
毕节曾是留守儿童新闻的高发区。2012年，5个孩子在垃圾箱里窒息死亡；2014年，一学校12名孩子被强奸；2015年，又有校长性侵6名留守女童。
然而，频发的事件并没有影响当地父母外出打工的热情。
毕节地理位置偏远，从90年代开始鼓励劳动力输出，到新闻事件高发的2010年左右，许多村落几乎家家都有人出门打工。
根据《新京报》记者陈杰的说法，事件中的孩子大多是二代留守儿童。与普通父母比起来，他们有留守经历、“心灵存在缺失”的父母对孩子更为淡漠。
留守父母会怎样影响二代留守的孩子？这种经验会不会代际传承？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现有的结论认为，有留守经历的父母虽然情感上更不情愿与孩子分离，但情感因素并不影响他们“让自己孩子留守还是流动”的决策。
并且，与自己的父辈相比，他们倾向于更早地离开孩子外出打工。
在“海淀妈妈”“顺义妈妈”带着孩子学奥数、学英语、学高尔夫、学马术的时候，在隔壁的中国，一群从留守到打工的青年人，能带给自己远方的孩子什么呢？
对他们而言，寒门难再出贵子并非一句空话。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它似乎是个死结，也与贫富关系不大，并不是单独进行经济援助、靠捐钱捐物就能解决的。
每一个留守的孩子都不一样
留守儿童一向被当作问题儿童，被标签化、脸谱化，承载着城市对乡村的刻板想象。他们往往被认为更脆弱，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不过实际上，留守儿童的心理疾病，总体上而言，不比非留守儿童更“多”。
有学者汇总了国内诸多关于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等九个指标上，虽然都高于非留守儿童，但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必要为留守儿童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吗？
这样思考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个体差异，将留守儿童静态地看待，当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从而生硬地得出结论：留守儿童要么是问题儿童，要么不是；要么需要帮助，要么不需要。
实际上，留守儿童是一个相当异质化的群体，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
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中国的留守儿童是一个900万至6000万人的庞大人群，来自东中西部，横跨婴儿到高中学段。
每个留守家庭遇到的问题也大不相同。诱拐遇害的章子欣来自千岛湖旅游区，而贵州毕节的悲剧全部是儿童自发或熟人作案。前者是熟人社会濒临解体的东部乡村，后者则是面临空心化的封闭社群。
这些社群中，每个个体的孩子需要的关心和帮助也大不相同。他们的问题不是一个数学题，而是一个语文题；他们不是静止的塑像，而是动态的、成长的一个个鲜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