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1974年3月沈因立之死竟然在北大附中赴山西下乡插队的知青中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1980年代末，原山西知青编了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出版时书名可能改了），其中有一篇是回忆沈因立的，文中说沈因立盼着进城分配工作，但她（他）把那个招工名额顶了，要是知道结果会如此，就应该把那个名额给沈因立。
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亲历此事，虽然已过30多年，一些细节想不起来了，但难以忘却，今天如实地写出来，也算是祭奠沈因立的亡灵吧。
1974年我已26岁，按年头算已下乡插队七年了，按实际时间算整整五年多。我无颜再让已经非常艰难的家中接济，就和本村知青杨观林闯到榆次县的“第二完全小学”（包括“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小”是指一至四年级，“高小”是指五、六高年级）做代教老师，每月可得29元。和校方谈妥后，我回自己插队的庆城大队小石拐村取粮，时间大约是阳历的2月初。从榆次县城到我们那个山村90华里，粮食就是把谷子碾成小米。那时庆城大队已经有了碾米机，碾米的加工费可以用谷糠折算，我们知青又不养猪，谷糠也就常常不要或少要。在庆城大队，沈因立见到我以后，大家都很高兴。那时知青该走的走了，想回北京的就留在北京办理困退或病退，仍在石圪塔的北京知青已寥寥可数，又是春节刚过去没几天，知青在村里的就更少了。也怪，知青刚过去插队时，还要分合得来还是合不来，如今留下的知青一旦相见就像久别的亲人，故土、孤独和失落，把大家拉得很近，总之，那是一种人世间的真情。沈因立所在的寺沟村就剩下任兆琳一个知青，因为沈因立懂电学，大队就让他来庆城，负责刚刚建起来的全大队（包括各个生产队、自然村）有线广播站。
广播站也是他的居室，门前有一条小狗，这条小狗就知道不停地叫，他给小狗取名“凯绨”，说“凯绨”没有人养，挺可怜的。
他请我留宿，我又高兴又感激。那一天的饭吃得特别长，他做了自制的蛋糕（和好玉米面，放一个鸡蛋搅匀，再放点白糖或糖精，小苏打少许，装进涂了些油的铝饭盒里用火烤），一锅和子饭（山西民间饮食：用小米加些玉米面或者高粱面煮成的粥，再加点榆树皮粉以增加粘性，起锅时放点盐和葱花）。而这次和子饭里放的是挂面，还开了一听从北京带回来的泥肠罐头。我们吃的爽，敞开心扉地谈。谈知青的命运；谈前几天春节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在首都体育馆直敲耿飙、侧击周恩来；笑谈文革伊始，红卫兵要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表演理论体系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谈了沈和他母亲、妹妹之间的不和；谈到了他的大舅，沈因立的大舅也是我父母的至交，他说大舅特幽默，总是使人感到轻松和快乐；还谈到了近日读书的心得，有数理化，有中外文学著作，有哲学和政治书籍，记得他说“没想到高中的电学那么简单”；在谈到音乐时他说，知青歌曲挺好听，还说那些批判“无标题音乐”的人难道真的对音乐不懂吗？我们也忸怩地谈到了男女和爱，他说他有一个远房表妹，气质特别好。我们谈了有五、六个小时，时而伤感，时而严肃，时而轻松，时而认真，即使安静了，也是那么从容和不迫，这样的谈话方式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虽在生活中经常碰壁，但我也懂得了，人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只要能真心相待，就像初春的花草，也像秋天北方的壮美。我后来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庄子“自然”和儒家“诚”的理念，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晚上七点多，小石拐村贫下中农要在有线广播中批林批孔。一位妮子发言时因为紧张，稿子念得嗑嗑巴巴，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念的：“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开倒车。”沈因立和我笑得什么似的，无形中也增添了一种荒诞和轻松气氛。后来我们看原稿，才晓得那妮子念串了行。
在我美滋滋地躺在暖和和的炕上时，沈因立兴致仍很高，非让我听两张唱片，那是老式的留声机和唱片，而且要我谈感想。我听了两遍，然后说，我不懂音乐，只能说说对声音的感受。沈因立说：“你听懂了，一首是莫扎特的，一首是贝多芬的。”还说这两首曲子“也给老乡放过”，老乡说“听不得”，没有俺们山西梆子好听。当时麦收后入伏前，有一段短暂的农闲。记得1969年大队请了晋中的一个文工团唱山西梆子，腔调传得很远。天黑后戏开场了，那清悦的戏声似乎是要把远处的人们吸过来，若留开了现场，那声音又像要把人拉回来。山西梆子真是挺好听的。
沈因立聪明内秀。英文不是一般地好，酷爱音乐，也爱鼓捣无线电半导体什么的，有一股子常人无法比的钻劲儿，不过按北京的土话来形容他的神态，就是有点“礼儿大”。通过这次长聊我才知道，这个因文革只上到初二、年届23岁的青年在思想，在求一个明白。
过了二十几天，我上山拿些铺的和换的，又来到庆城大队他那儿，打算再借住一宿。就是为了确证那一天，我在2008年4月找到沈因立的生前好友耿端，根据耿端尚存的沈因立的那份遗言，沈因立自杀的时间应该是1974年3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沈因立那天见到我，只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我看着他没有表情的眼神说；“你怎么了？那只小狗怎么没了？”他说；“没什么。大队不让我养凯绨。”我当时回到村里，唯一能投奔的就是沈因立了。李可虽然在，但住在寨洼，太远，乘车下山也不太方便。他似乎看出我的难处，让我留了下来。那顿饭他做的是全挂面，面里放了两个鸡蛋，开了两听罐头，一听泥肠，一听咸菜。饭前对我说；“今天我有事，你不要留宿，真对不起。”
如果说二十余天前双方敞开心扉，从容不迫犹如自然，今天则是他在倾诉，也就是说他在尽情地发泄着。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了这样几件事：
他说他吃了两顿舒心的饭，一次是他二舅妈做的韭菜馅馄饨，一次是和朋友在莫斯科餐厅；吃过两顿不舒心的饭，一次是饭刚刚吃了一半，饭馆服务员就收拾，把空凳子倒摆在旁边的桌上，一次是饭快要吃完时，服务员就扫地。我油然而言，“这顿饭是舒心还是扫兴”，他说“还可以”，停顿片刻又说“挺舒心的”。
他说“无意间做的事，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用处”。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几年前买了一个便宜的晶体管，后来攒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时就需要这种晶体管，可跑遍北京城也买不到，猛然想起曾经买过，后来终于在工具箱里把它找到了”。此时他似乎说起“继电器”三个字。他还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最好听的歌是假古兰丹姆的丈夫在屋顶上弹着琴弦唱的，还唱了一句：“戈壁滩上风沙迷漫，卷起了整个的云和雾”。
天全黑了，我起身要走。沈因立说：“我送你。”我拗不过沈因立，只得由他送行。外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想，凡是山西知青都知道什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路上我问他，“你今天有事，是不是要写信”，他说“要写一封长信”，我说“写不写你对生活的感受”，他说“要写几句”。就这样，他将我送到了寺沟口。
寺沟口相连公路，但有一条从寺沟口流出来的河水横穿过公路，行人要踩着石头来来往往。我说“别送了”，过河时忽然听到他大声说“今天的夜色真好啊！”河水在冰凌下潺潺作响，我没听清，转身问他刚才说什么，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今天的夜色真好啊！”然后互道珍重。
我走了也就200米来吧，前面轰然一声巨响，吓得我毛骨悚然。我知道，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砖窑。砖窑那个地方在我的知青生活中是诡异的：砖窑离公路大约五米，窑口烧火处面对着公路，天黑时就像一张开的大嘴，仿佛要吞噬过往的行人，每到天黑我单独走过此处时，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见过鬼灯，灯在我们那个山村里分为神灯和鬼灯，老乡说神灯动，鬼灯不动，而我则亲见过砖窑上的鬼灯，有人说灯就是磷火，可灯的颜色和磷火的颜色真的不一样（我不是色弱更不是色盲）；本村未满20岁的后生1972年底在修公路时从桃花塔的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结果却被传得可邪了，弄得公社武装部都派人来我们那条纵深几十里的山沟里破除迷信，这其中有一则怪事就和庆城的砖窑连在了一起。
我想，此时我要退回到沈因立的住处，就意味着我已经被吓破了胆。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手中攥着一块摸起的石头走过了砖窑。后来想，那天我要是给吓了回去，兴许也就把沈因立的初衷岔开了！
回到小石拐村，我躺在冷冰冰的炕上，心里非常凄凉。想起二十多天前在榆次县城火车站见到一位原北京123中的朋友，他身形憔悴，似乎风都能把他吹倒。他告诉我，他屋子的窗户没有窗纸，炕上也没有一点热气，可是他盖了三床被子，一不小心把脑袋漏在了被子外边，就病倒了。要不是老乡觉得他恓惶，给他热汤，悉心地照顾他，今天也不会在榆次见到你金大哥了。
我似睡非醒，清晨听到村子里的四儿说：“因立在广播站自杀了！”接着就是广播站的喇叭声，让李可和我赶快去庆城大队。我路过砖窑时特别注意观察，确实有几吨的泥土坍塌在了公路边，可能就是头天夜半轰然巨响的缘故。
不久，榆次县（当时榆次要改为市，县级机构搬到了长宁）公安局的人也上来了，组织了公安局代表，知青代表，庆城大队代表一行六人正式进入广播室。公安局的人说“你们先看看遗书”。
遗书放在写字台上（凡是我打上引号的，应该是原话或原词），遗书的意思基本如下，但段落可能会颠倒：
我小的时候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世界”，如今这个“眼镜”被“打碎”了；我的选择与大队“支书王四货”“批评我”“没有一点关系”，也“与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已经把广播线路全部检查了，有两处需要派人维修，一处是“牛寨沟”，一处是XX。可以由“李可接替我的工作”，并把所需的工具“留给李可”；
关于遗产主要是粮食和衣物，这些遗产大部分留给了他曾经插过队的“寺沟”村的老乡，而且有名有姓；
“我的死”不会引发事故，这之前我已服用了足量的“安眠药”；最后一句字迹要比前面的字大：“永别了，我是怀着异常平静地心情走向死亡的。”
下款和日期：1974.3.3。
遗书千字左右，有一些涂改。
沈因立已经穿好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戴了一顶帽子，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按照县公安局的意见，我们把衣服脱光，他的双手腕和双脚腕都缠绕着电线，线路通过广播器材，之间串联了一个闹钟和一个后来才知道的名字“继电器”。公安局的人验尸时用了一个镊子，然后说，这是电死亡的明证。李可和大队贫协主席再把衣服给因立穿好，我则在旁边帮衬。
我呆呆昏昏地走出了广播室。在广播室前面的坡上听到公社书记对一个人说：“沈因立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追问和思想的，即使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上纲上线。
我去通知了李可。接着开会。知青代表是李可和我；庆城大队代表是支书王四货和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县知青办公室是刘宪平和一位原在介休也许太谷县下乡插队的知青，这位知青长得挺帅，戴着一个鸭舌帽，说是原清华附中的学生；县公安局二人；还有两个是什么人记不得了。
首先发言的是县公安局的人，他说话不到一分钟，最后说“沈因立属自杀身亡”。说罢靠在墙上，闭上了疲困的眼睛。
接下来是大队支书王四货。四货蹲在门口已泣不成声，他抽抽嗒嗒地说“庆城大队广播站的建设，因立出了大力”。“因立是个好娃儿，我对不起他。我没有照顾好因立，对不起毛主席派来的北京娃儿，我有罪。”在写这篇回忆时，我似乎还能隐隐听到他的哭声。
往下发言的是县知青办那位原先在介休也许是太谷县的知青。他说，沈因立为庆城大队做出了贡献，他的自杀固然令人痛惜，但是这件事也表明知青的思想是混乱的，这是个教训。要抓好知青的思想工作，也说明了把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下去是非常必要的。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沈因立不是反革命。”随着这位县知青办代表的话落，我直愣愣地说了几句：沈因立来这里插队时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体单薄又没有力气，插队已经这么多年了，在艰难的生活中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我昨天还和他长聊过，他的死可能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其它的什么事。我的理由是：二十余天前他对我深情地提起了他有一个表妹。再往下谁说话，记不起来了。
会后大队支书王四货拉着我的手说：“启平，你不能走。”我说：“我不走，但要回榆次‘第二完小’请假。”当天下午应该是坐县知青办公室的汽车下的山。第二天又乘长途汽车回到了庆城大队。那一天我住在了寨洼的李可那里。
翌日，也就是沈因立自杀的第四天，因立的二舅、因立的好友耿端和因立的表弟，还有寺沟村的任兆琳、石片村的朱仁宝、中午时分来到了庆城大队。当时我以为其中的前者是被通知上山的，其实不是。沈因立有一封信寄回了北京，信中讲了自己的归宿选择。
由庆城大队贫协主席引路，五人直奔广播室。当时的天阴沉沉的，雪花纷纷扬扬，庆城大队的乡亲们远远地看着。耿端、朱仁宝、任兆林见到沈因立的遗体痛哭失声，加上他们疲顿不堪，声音就更撕心裂肺。只有沈因立的二舅，双眼含泪，紧闭双唇，是一种无声地悲咽。那个情景让人难忘。
大家坐在一起谈因立的后事。大队贫协主席说因立的后事要快点办，又没有现成的棺材，要送到太原去火化。因立的二舅说不用去太原，远，只需架起一垛干柴把因立烧了，再找个坛子盛些遗骨，随便埋在哪儿都行。庆城大队在场的人齐声说“使不得，使不得”。因立二舅又说，我们“五·七”干校对死去的同志都是架干柴烧。庆城在场的乡亲们执意不从。
我静静地看，也在想，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山沟沟里的人，怎能让一个孤魂在这片空中游荡！而且去年鬼异，弄得人人心惊胆战，更不会如此对待沈因立了。
沈因立的二舅执拗不过庆城的乡亲，同意去太原火化。就在这时石圪塔村来了电话，说下雪难行，车开不上山，只能到石圪塔。无论如何，遗体送走要有亲人，但赶来的人真得是太累了。大队支书王四货握着我的手说：“启平，你走一遭吧。”
不管我有多少想法，数天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当时只说了一个字“行”。天擦黑时，大家把因立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小平车上，准备从庆城拉到石圪塔。此时雪花零星，路上不厚的白雪似在送走这段往事。随行的老乡一个20岁左右，一个30多岁，郑重告别后，我们三个人和沈因立的遗体就上路了。从庆城下山到石圪塔40里，估摸午夜12点多到了石圪塔。年龄大的乡亲对我说：“你歇歇，我瞧着因立。”我蜷缩在石圪塔饭馆的灶台上迷瞪了一觉，知道外面刮着风，扬起了雪，也知道沈因立的遗体放在堰子下避风的地方。
天亮了，从榆次或长宁开上来一辆解放牌卡车，带了一副担架，后面拉着一个拖车。司机说，尸体放在拖车里。庆城大队民兵连长别牛也连夜骑车从庆城下来了，别牛也拗不过司机。我们把遗体抬到拖车上，然后用绳子千方百计地固定好。从石圪塔下山到长宁县要走20多里颠簸不平的路，我和两位乡亲站在驾驶室后面的车斗里。车开了，沈因立的遗体在颠簸不平的落上，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就像摇煤球，就像震动中的石粒。此前我没有掉过一滴泪，现在看着这样的情景，一阵心酸，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年龄大一点的老乡说，你要是太伤心了，就别看了。
卡车到了北河流，路面就好了，一直开到了太原市。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太原，见到了两个古塔，卡车西拐东拐地到了火葬场。在把遗体从拖车上褪下来时，因用力不均，遗体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扑”的一声，就像一块生肉从高处掉在了平地上。别牛说“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我似在哭也似在笑。大家把遗体放回担架，默默地抬到了火化炉的前面。别牛对我说：“你给因立选个骨灰盒，别太贵就行。”我浏览了一下，最贵的骨灰盒百元左右，我指着一个八元的骨灰坛说：“就是它吧。”别牛说：“便宜了。”我说：“你不是让我做主吗？我们插队生的命本来就不值钱。”别牛依了。
骨灰坛的证号是否由我拿着，记不得了。但记得当年我所代课的学校放暑假时，我必须回北京到北大蔚秀园去见沈因立的母亲，北大附中的优秀英文老师胡瑞丝（1946年曾经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过美方翻译）。
胡老师一望就是悲伤过度，知道我的来意后，眼泪簌簌如雨，但毕竟是大家出身，一点儿不失态。我说，沈因立的事我自始至终都在场，在太原我拿主意给他买了一个便宜的骨灰坛。胡老师说：“谢谢。”我又说，处理沈因立的遗产时，他舅舅把一个写字台合5元钱给了我，今天我把钱带来了。
那个写字台1979年时我重新油漆了一下，一直用到了1985年的夏天。今天我回忆这段往事，忽然想到：沈因立那八元的骨灰坛不正是当年从山西榆次到北京火车慢车的票价吗！兴许他的灵魂乘着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早已回到了这片故土！不知道。
2008年4月15日海淀大有北里
附录：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与在天津的李可多次联系。下面是李可的回信：
我同意你把沈因立的事写出来，原原本本按客观事实，还沈的清白！我因工作较忙，时间又过去长久，有些具体的事情记不清了，但也想简要地说说我的看法和体会。
沈因立的死因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文革时期家庭受冲击，父亲的死对未成年的他影响是很深刻的（其父沈迺璋，1914年生，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点名批判、抄家，挂牌批斗，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6日凌晨在家服毒自杀）。
环境的变化。从高知家庭到下乡插队，生活环境天壤之别，对身小体弱的他来说，很难担起生活的重担。
怀才不遇。沈因立很有天赋，在文学、音乐、无线电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同龄人甚至比他年长的人都要高。
情感生活上的突然打击。去世前一两天接到女友的绝交信。我认为众多原因中，最后一条是导火索，可以说支持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只有选择离开人世。尽管如此，我们应对他有个公正的评价：
首先，沈因立热爱生活。从他广泛的爱好，渴望知识，在逆境中苦中作乐的精神都说明了这一点。我是从他那里学会了用小米面、鸡蛋、发酵粉、糖精（插队时很难买到白糖）和油，用铝饭盒烤蛋糕的技术，这在当时插队的艰苦生活里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其次，尽管生活对他是不公的，他还是尽自己的能力，为队里做了很多的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大队的广播站。从采买广播设施、零件，到安装调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我与他一起到各村去安装大喇叭和每户农家的小喇叭，从中深深体会到他对工作的满腔热情。他对我说过他很感激大队支书，王四货把他从寺沟（他插队的村子）调出来搞广播，正好能发挥他的专长。他正是以这种报答之情，很努力很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再有，他尽管选择了离开人世，但仍惦记着工作。他在遗言中，除了说明死因与任何人无关，还交待了一些后事。其中向大队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并把很多（三个小木箱）他用自己的钱购买的无线电零件及工具都指名留给我。正是这样，在他去世后没几天，我就去了大队广播站，直到我被调到县知青办公室。每当我想到这些，心中就有无限的感慨。时间过去长久，沈因立去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去世前后的一些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他这个人的整体印象，应该用原大队支书王四货的话来说，“因立是个好娃儿”。我们应该记住他！
在上山下乡插队四十年之际，仅以此文来祭奠他。
李可 2008年4月11日
《记忆》2015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