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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壳枪”与“护心镜”

1967年下半年,复旦大学的革命委员会决定在郊县青浦朱家角一个名叫山湾的地方,开办“抗大战校”,将最近留校当教师的毕业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集中到那儿去接受“再教育”。设校初衷,顾名思义,是学习延安时代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那时,“五七干校”尚未开办,所以这儿说的“战校”和后来设在崇明岛上的复旦“五七干校”不是一回事。

既是“战校”,自然实行连、排、班的军事编制。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连部首长以及各排排长由清一色的工宣队员出任,惟有班长才由工宣队指定学员中靠得住的先进分子担任。编制规矩既定,谁知领导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在邯郸路校本部孵久了,都不愿大老远下乡去体验一下“工农联盟”中位居老二的艰苦生活,所以光连部组成这事就拖了又拖,我们这些学员便“待命”再“待命”,一直拖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方始打起铺盖成行。

工宣队连长据说是个原来在工厂屁股就不大干净的主儿,不知这次下放是否与此有关。既然命令他出掌“战校”,他也就先从外表上来个“军事化”:足蹬大皮靴,又从生物系牵来一条大狼狗。听说他特别喜欢接近女学员,常破例恩准她们返回市区探亲以示照顾。我作为学员,原以为“战校”里将以农业劳动为主,反正大学五年加研究生三年,没少干挑担、插秧之类的农活,倒也还能对付,所以方寸并不大乱。

谁知到得“战校”,先是平整场地,第一天就忙着把校园里的一个坟包给挖了,白天挖不完,天黑之后继续挑灯夜战。明明是座无名氏的普通坟茔,自己吓自己,说什么定是大地主的墓葬,里头有宝,挖坟已惊动校区四周的阶级敌人,因而整夜轮流值班放哨。

工宣队确实不喜欢艰苦的农业劳动,所以“战校”生活基本上就是三个内容:1)把校区漆成“红海洋”,就是把所有墙面画上“葵花向太阳”之类的东西(最近看央视六一儿童节庆祝晚会使我有重返“战校”的错觉,瞄了一眼,赶快换台);2)背诵“老三篇”,人人必须通过测验;3)民兵操和夜间突然紧急集合--后者常发生在连部领导开夜车打扑克并吃过夜宵之后。供学员用于“整理内务”的空余时间倒是不少,学员或三五成群信步15分钟到淀山湖畔徜徉,或像我这样补补业务,练练笔头,记得曾写过题为“鹅步集”(因无休止的民兵操练而得名)的不少小文章,可惜后来因怕文字获罪,统统付之丙丁了。“战校”接受“再教育”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课是,那一年12月25-26日从青浦徒步走回复旦给毛主席庆祝生日的活动。25日吃过午饭,学员集合,每人领到两件“宝”。一个是量体裁衣可正好装下语录本亦即“红宝书”的塑料小包,须知当年这种斜背小包也是一种status symbol(身份象征),工宣队就是背着这种身份证似的小包进驻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后来才慢慢普及开来。第二件是一块铅皮,上印当时极为流行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学员们就这样斜挎语录包--我觉得像武工队的驳壳枪,前胸挂着铅皮画--我觉得像古代武士的护心镜,踏上“长征路”的(其实,从青浦“战校”到江湾复旦校部大概也就四五十里路吧)。一路行来,始终有辆大巴跟着,名叫“收容车”,谁走不动要掉队了,可受“收容”待遇。其实那车主要是为我们的连排领导安排的,他们在车上打扑克,不时下来检查队伍步伐是否齐整,歌声是否嘹亮,再就是领呼几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和“一二三四”之类的口令。

你别说,这样一支“驳壳枪”加“护心镜”的队伍,从郊区走进大上海,一路上还挺吸引眼球的。走到虹口游泳池是凌晨三点,这样的步速太超前了,不能使队伍恰好在校区早晨广播响起的那一刻走进校门。偏偏这时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大家只好在寒雨里原地休息“倒时差”。待到重新集队,“收容车”已先行开回复旦,原先车上的工宣队这时都和学员打成一片了,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复旦大学进发。时间掐算得非常精确,就在12月26日6点半,复旦大学广播台早广播信号“东方红”乐曲响起的那一刻,队伍走进校门,在巨大的毛主席塑像前站定,高歌并齐颂语录,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给他老人家祝寿。那已被雨水打湿的老棉袄压在身上,沉沉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文革”版“朝山进香”活动终于结束,接下来就是跨越元旦的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假期,学员们还是挺向往的,想来给我们施行“再教育”的工宣队老师傅们亦然。

200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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