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谈话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点：
（一）问：（是博古、浴甫，下同）你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期，曾与朱、毛共同领导军事斗争，你对朱、毛的观感如何？你因何离开红四军？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个纯朴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劳的军人，对党很忠实，军事学术经验，都很丰富，可称是一位好的指挥官；他对人和霭可亲，平易近人，四军官兵对他都很拥戴。毛泽东同志，有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对军事战略的决策，亦常有卓越的见解，但战场指挥及战术的运用，因他不是军人，当然非其所长。关于我离开红四军，是中央调我去长沙领导党的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连络地址，迫得转赴香港与党连络。
（二）问：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及方式如何？军人是否都拥护他？亟望你忠实坦白的告诉我们。
答：毛泽东同志的才智非我们所能及，领导方式不免有唯我独尊的独裁作风，军人的个性，一般来说是喜欢坦白、诚实、而又勇于负责的长官，以我所知，过去廿八团的最大多数及廿九团的干部，对他是有敬而远之之感。
（三）问：闻说，你领导广西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又有责备中央忽视广西工作之意，实情如何？
答：广西工作初期是我领导，并有贺昌、邓小平两同志协助；后来，贺、邓两同志返回上海后，中央则派陈豪人同志来领导，我负责军事；关于广西工作路线和政策，确是有改良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路线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为地方情形特殊，主观力量又薄弱，若采取急进政策，恐不易为当地工农所接受，故有此错误的决策；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亦是事实，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我认为若中央在开展广西工作时，即派高级领导同志去负责，当可创造一个更大的局面；则使以后不调来江西集中，红七军也可以创造一个滇、黔、桂边的广大苏区；红七军的实力原已有三万人，有一万八千枝枪；当时我正在计划彻底消灭右江各县民团及击溃贵州省王家烈的国军主力；若这一计划实现，红军很快可扩充到三个军；但因奉调而丧失了这一个机会，至今我仍感到遗憾！
（四）问：你对闽赣苏区过去党的整肃运动有何意见？
答：我亦刚到苏区不久，不过我知道两件事是有疑问的，第一件是关于七军整肃改组派的，我认为七军内绝无改组派的组织或个人，但如何会发生如此不幸的误会事件，我实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肃三十四师的社会民主党，我虽然接三十四师仅有廿余天，但发生事件后，我曾深入调查，该师虽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初时曾有社会民主党份子在内，但自傅柏萃公开叛党后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开除，现在全是工农份子的革命同志，这件事的发生，亦不知怎样误会的。根据上面两件整肃案，我对于江西过去整肃“反布尔塞维克”（即AB团），亦甚怀疑。我希望中央迁来后，正视这个问题，必须详密查，以免再残杀自己的同志，消除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绪。
（五）问：你原是七军的军、政的主要领导人，此次回来，为何不回七军工作？
答：我原拟返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两同志命我暂留福建任三十四师师长，原因不明。
博古对我说：“你今晚的谈话，我很满意，中央领导同志对你，都称赞你是个好同志，你在广西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我虽没有看到原文，但据说写得很坦白，我们认为你确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希望你以后自我检讨，切实纠正；关于你今后的工作，我仍主张你回七军去，因为苏区红军主力是四、五、七三个军，必须加强领导……”
我们的谈话，便在愉快的情绪中结束了。那时已是秋末，天气清凉，是夜又值月明如画，午夜之后，更觉清澈可爱，我独自欣赏了一回月色，精神为之一振！想起刚才的谈话，深感并不平凡，遂命特务员阮成，泡了一壶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测。当时我有以下的感觉：
（一）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不敢信任，而且还担心毛泽东控制红军以对抗中央，因此，他们到苏区后，即争取军人的拥护。
（二）他们和我谈话的目的，是要了解我是否为亲毛分子。
（三）中央对闽赣苏区的肃反运动已有怀疑，他要明了我对肃反运动的态度。
（四）他们了解我不是亲毛分子，而且不满毛的作风之后，他们就拉拢我，以达到他们争取军人掩护之目的。
（五）他们主张我回红七军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领导七军，并使我忠于他们。
（六）他们指出我在广西工作的错误，是违背国际路钱的，要我纠正，忠实执行国际路线。
我这些忖测，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我就调回红七军，而且以后其他问题亦陆续表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