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之后，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会医院一间雅静房间里休息，并介绍我认识了该医院的院长傅连璋，接着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偕同卅五师师长张宗逊来访。罗军长是云南人，他原是云南国军的团长，一九三〇年率部参加红军，体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张宗逊原是红四军时的老同志，他与林彪是同时期当营、连长的军事干部，他对我当然更加亲切，我们直谈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卢永次对苏区情形不敢尽言。尤其是闻红七军干部有被整肃的事，使我终夜不安。
健康未复，又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惫，罗军长及张宗逊走后，即上床休息，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觉头晕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见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长，他亲自为我诊治，据说是因身体虚弱，感冒风寒所致，体温达103度，要我休息几天，不可外出。
午后，罗炳辉、张宗逊等均来看我，嘱我好好的休养，并说代我报告朱、毛。这样我便安心的住在医院。五天后，病已痊愈，卢永次夫妇来看我时，通知我：毛泽东、朱德已派你暂任十二军卅四师师长，不必到瑞金去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因我原拟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既已决定，只好服从，将来再行打算。
罗炳辉为了表示欢迎，于是晚设宴招待，席上我与十二军的高级干部见面。军政委谭震林（他虽是井岗山时期的同志，但末见过面）在这里见面了。参谋长林野是前红四军的参谋，湘南时的老同志。三十五师师长张宗逊是红四军的同志，二十四师政委黄苏，曾参加北江工农运动，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我还是怀念着七军的战友！特别是李明瑞和张云逸。
坐着罗炳辉送给我的马，我和黄苏带着两个特务员（卫士称特务员），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师师长（原师长游某，亦红四军的老同志）。
这里苏区的军队，和我所创建广西红军编制不同，每师有三个团，每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没有营的编制），师直属队，有特务连、步炮连、通讯队、卫生队、全师指战员（官称指挥员、兵称战斗员，简称为指战员）有三千人。是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过去因未经严格训练，军风纪不好，战斗力与军力均脆弱。三个团中仅有杨遇春一团较好。我接任后，即针对该师情形，定下了训练计划。特别注意精神教育，并利用部队训练空暇的时间，亲自训练各指挥员；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全师的学科术科，均有显著的进步。
我在三十四师这一期间，发生了两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的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云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当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明瑞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悼！因为七军官兵向来都很团结，虽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在广西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连络，但汪的干部，从没有钻进过红七军来，也没有可能钻进来。他们既没有参加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党员同志是积不相容的死对头。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