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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回忆录(68)

第二章 初到闽赣苏区的观感

从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龙弥敦酒店,随伴的有我的妻子。这是我参加中共革命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温馨的家庭生活,我却无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里便脱去西装,换上便服,带着简单行李,先到香港摆花街某号四楼的广东省委交通机关。由他们派出一位连络员,偕同我乘船去汕头。

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个富有中国旧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赖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结婚了两年的夫妇,实际共同生活的日子仅三个月。临别时不免有无限的依恋!

两天的旅程,由香港经汕头到潮安,正准备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时竟和交通员失了连络,而在码头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顾,身边的钱都被窃去,这时我身上末名一文,焦急万分。怎样办?迫不得已,将自来水笔和手表卖去,在潮安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广东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币作旅费,另派一位交通员同行,仍取原路经汕头、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国军封锁线边的小镇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栈中。这客栈是中共的交通机关。交通员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干练。国军的驻地、人数,那座山有哨兵、那条路有哨岗,他们都很清楚。我由他们派人带路,在黑茫茫的夜里,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岖的山径,通过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才进入福建永定县内的中共游击区。

摸索了一个整夜,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带路的把我送到一个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儿休息了二小时。因为此地是缓冲区,并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饭后,便由这个交通站,改派一位农民交通员,送我到三十里外游击区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个交通站,抵达永定县属的苏区,走进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山村,顿感兴奋和喜悦。喜悦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斗争的土地上来了!兴奋的是这些人家都打扫得清洁整齐,村庄外有持着梭标鸟枪的农民在守望;他们都精神抖擞,比较白区,确另有一番气象!

到了交通站,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亲切的叫着:“龚同志!辛苦了”。接着送来一盆热水,给我洗面洗脚,泡了一壶很好的山茶,又送来一碟乡村米饼。并要我脱去内衣给她洗濯,这种殷勤招待体贴之情,使疲劳已极的我,得到无限温暖。

我安适地午睡了三小时,醒来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候了。我步出大门,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凳上,欣赏附近的山色,觉得乡村生活,非常安宁而恬静,花香鸟语,令人心旷神怡!

我正痴痴的游览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带来了四个农民来见我,她介绍我相识,其中一个是赤卫队长,另一个是少先队队长,其余两个是农村干部,她对他们说:“这位龚同志是红七军的师长”。我问她:“你怎样知道这么清楚?”她笑对我说:“前几天有一位交通员通知我们,要我们好好的招待你;因为你是红军将领,而且曾为革命负重伤”。听了她的话,我不得不暗自赞叹,苏区的群众工作做得的确不错!

回到屋里,桌上已点上一盏小油灯,那位女同志为我送上饭菜,两个煎鸭蛋,一碟鱼干煮辣椒,一碗酸菜汤,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两碗饭。又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来见我,他自我介绍,是党的支部书记,刚从城里回家没有休息便赶来看我。他告诉我当地赤卫队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谈了很久才告辞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饭后,在屋前的树荫下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夫聊天,一个摇着小鼓贩卖洋什货的小贩,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村中很多妇女小孩都围上去购买。我发现他们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我便问小贩:“这种纸币通行吗?”他说:“这种苏币,不仅在苏区内通行,在靠近苏区的白区,也受欢迎呢!”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我才知道,苏币的准备金是粮食和土产。在苏区一切交易都用苏币,白区商人需要到苏区购买粮食和土产,不能不用苏币,所以附近苏区的白区商人也乐得使用苏币了。(苏币,当时中共苏维埃控制区所发行的货币,称为苏币。)

中午时分,由大埔交通站带来了一位姓刘的同志(梅县人),他是个曾经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决心到苏区去工作的,他和我谈得很投机。下午,地方赤卫队同志送来了两只鹅,二十个鸡蛋,一罐糯米酒,这是他们对我表示最尊敬的礼物。我便邀集当地的工作同志共进晚餐,吃喝得很高兴。席间,那位少先队队长自动请求做我的卫士,并说已经得当地负责人和父母的同意。这个孩子名叫阮成,年仅十五岁,刚好我的大腿伤愈行动仍不大方便,正需一个人帮忙做些琐屑的事,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喜极了!连忙回去告诉父母,并向当地共青团取了介绍信来给我,他的父母也跑来感谢我提带他们的孩子。我真想不到中共游击区有如此现象,这是不能抹煞朱、毛经三年来的成绩。但我想起了我手创的广西苏区和红七军的事时,又不禁大为惆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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