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对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
（一）中共中央没有把握着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的机会，派遣中央大员到广西去，协助俞作柏工作。适时的提出本党的主张，缓和他反对南京政府的行动，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实力；及派出大批党员渗透国军十五师与五十七师，控制这两个师的实力。同时也未能领导广西地下党部，积极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使与军事渗透工作和建军工作相配合。只派了我们几个干部到广西去，担当这种艰巨的任务。由于干部缺乏，致使工作发生困难和阻延。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党中央对俞作柏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只采取一时利用的决策。且特别注意向他筹钱，甚至俞作柏失败逃到香港，仍不断的向他索钱！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几十元都要。但当俞作柏提议再回左右江领导军事斗争，即遭党的拒绝，这就是党对俞的不信任之佐证。其实当时俞作柏是诚意接受中共领导的。由于党中央对俞的认识不够深入，致失去一个建立实力，创造新局面的最大机会。
（二）俞作柏政权失败，对左江工作，没有配置相当的政治干部，仅由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俞作预和史书元负责领导，当时左江军队，除了第五大队外，还有蒙志仁一个团；及省政府，特派员公署的直属部队，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以致损失了这一个第八军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观念的错误；只注意百色及沿江几个县的工作，没有积极向滇、黔及安南边境的那些山城小邑发展；没有积极去消灭附近县份的反动民团势力；只顾着沿江几个县的安全。倘若当时能积极肃清滇、黔及安南边境如：西隆、西林、凌云、镇边、靖西、镇都等县的少数反动民团势力，向云南、贵州两省发展，则这一苏区，决不致被桂军摧毁。
（四）我们整个的忽视了民众教育与文化运动工作。占领右江一年的长时间，没有订定普通教育的教材，没有普遍的展开成年工农的文化普及教育运动，没有出版报刊，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政策，使我们的政策没有普遍的深入到群众中去；一般的宣传工作，也不够深入。因此，工农群众只知依赖红军，保护他们，没有使这一革命斗争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本身的斗争。以致敌军来时，群众不积极参加反抗，而让红军单独作战。
（五）在广西我们党的组织，无论在白区或苏区，都是很脆弱的。这是忽视了发展党的组织的事实表现。因为党的组织薄弱，自然党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演成红军单纯的军事行动。
（六）右江苏维埃运动，因党的领导薄弱，政府组织又不健全；所以在右江革命斗争，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出没有引起工农群众的重视。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使广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广泛的开展。是红七军主力在东调后的失败主因。站在党的立场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红七军调江西集中，党指示沿途夺取城市，打硬仗，这更是中央的严重错误。当时桂系军队正在“反蒋”，绝无力量进攻右江，正是扩大广西苏区的好时机，同时贵州省的反动力量，是西南数省最脆弱的一环，要是积极充实红七军三个师的兵力，以广西右江为基地，向贵州扩展，进而夺取贵州全省政权，是有把握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个巩固的黔、桂边的广大苏区，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这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作用与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但中共中央竟没有看到这一形势的重要性，却盲目的将红七军主力东调，致红七军遭到重大的损失！当到达江西时仅剩下两个团的兵力。而广西苏区，也因红七军主力东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完全瓦解了！并且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甚至连韦拔群师长也殉职了！
在红七军离开广西之前，我们决定沿着湘桂边境通过。为了要明了沿途敌情起见，首先派出六个密探组化装行商，前往广西之怀远、融县、全县；湖南的武冈、道县一带侦察敌情。
在右江成立并奋斗了一年多的红七军（缺廿一师），于一九三零年十月下旬，离开右江基地东兰，向指定的江西苏区集中。
红军离桂的消息，已为桂军所获悉。路上不时遭到桂军的正规部队与民团的袭击，但都被红军击退。我们第一步经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县之北的古龙。
由思恩到古龙行了二天，沿途都是崎岖的山地，古木参天，沿途民居甚少；携带的粮食因无法购买补充，已经吃光了。我们到古龙时已是下午四时，古龙的民众全都逃往山中，这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我焦急万分，便亲自跑去找民众，结果只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教员，我说服了他，然后通知政治部各部队的政工人员，随同那位教员到附近山上叫民众回家。经过政工人员努力向他们解释之后，民众才陆续地返回家去。
在行军期问，我们规定是用现金购买粮食；除了著名的反动分子及大土豪，我们必须没收其财物之外，对于群众，是绝不骚扰的。因此军纪极好，民众回家后，我们便先以银元给他们，动员全体农民，整夜磨谷作米，好不容易才筹得了两天的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