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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回忆录(62)

第六章 广西红军奉调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执行立三路綫的时期,他要集中红军力量进攻武汉,派邓小平来广西苏区,传达命令,但因沿途要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共中央于六月底发出的指示,直至九月中旬才由邓小平送到给我们。其内容大约如下:

(一)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内战频仍,已走向崩溃的道路!革命斗争形势,由于江西苏区、洪湖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发展,与各地红军的壮大;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苏区工农斗争的积极化,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本党号召全国红军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向武汉进军,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政权,进而推翻国民党整个政权,以完成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各地红军立即由分散游击,转为集中作战,由游击战、运动战,转为打硬仗攻城战。

(二)江西苏区红军,为现阶段革命战争之主力,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主力,应即调江西苏区集中,以执行新的战争任务。

(四)红七军、红八军,在东调行军途中,应选择敌军弱点攻打城市,以策动群众斗争,促成国民党政权之早日崩溃。

(五)红七军、红八军东调时,应留置一部继续保守与发展左右两江苏维埃运动。

这个指示迟到了三个月,红八军已全部瓦解,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仅剩下红七军的一个军,支持着广西苏区的斗争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后,经过了三天的会议;首先是讨论关于红七军应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赴江西集中的问题?当时我和李明瑞的主张,是向贵州发展,把贵州全省的政权夺取过来,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理由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腐败无能,军事实力薄弱,加上民众对王的不满;我们若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先占领罗斛、紫云、安顺各县,与右江苏区连成一片,造成黔桂边区的广大苏区根据地,然后再攻贵阳,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由右江调到江西集中,经过长途行军作战,难免不受损失。且七军主力如离开右江,则右江苏区会有不保之虞,损失更大。可是邓小平、陈豪人等,坚持执行中央命令,以迅速开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认为对于右江苏区,可留一个师的兵力,连合现有赤卫队,共有万余人,尽足保卫这一苏区。对于夺取贵州一省的政权,虽然是安全的发展;但政治影响不大,对于配合全国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们以这些理由,否决了我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廿一师韦拔群部,以前本是广西的游击部队;对桂北地形熟悉,极适合留在右江,以东兰、凤山为基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总指挥部应率红七军(缺廿一师)取道湘粤桂边区,前往江西苏区集中。经过了三天的会议热烈争辩,当时韦拔群、李朴都站在我们的一边,但结果还是遵照中央的指示执行。

红七军主力既决定遵照中央指示东调,关于右江工作的布置及广西工作总结,邓小平要我起草了一个报告,经过讨论,内容大略如下:

(一)关于右江苏区的工作部署的决定:

(l)廿一师为右江革命斗争的军事主力。仍以李朴为廿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协同韦拔群师长指挥该师及右江地方团体部队,保卫并发展广西苏区的工作。

(2)党务方面,组织右江特别委员会。以雷经天为书记,韦拔群、李朴等为委员,领导右江各县党的工作。

(3)右江苏维埃运动,仍由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员,负责领导。

(4)红军廿一师,受右江特委会指挥。

这个执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计划决定后,便积极准备出发。那时季节已是秋末,天气即将寒冷;因红七军近数月来,攻古州(榕江)、攻百色、伏击滇军,没有时间筹购冬服;百色又未攻下,使我们感到困扰和烦恼,只好在行军的沿途中寻求办法

(二)广西的斗争总结:

中共与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阶段,广西的工作是由我领导的。后来才由广西行动委员会领导,迨至广西政变,我们退守左右两江,贺昌、邓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党务转由陈豪人负责领导,我则专负策划创建广西红军的责任。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意见,陈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发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指示去做,而采取了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因为广西右江苏区,有异乎其他苏区的特点:

1、在红军占领区内,除百色、东兰、凤山、奉议、田东、果德各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凌云、天保各县,均是贫瘠的县份,文化落后,人民守旧;为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形,并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仍用县长制,一切政令不受影响,仍能顺利的进行。

2、在广西苏区内,没有残酷的农村阶段斗争,也没有普遍的实行分田。很多地区仅实行减租运动;即照地主雇农原议之租额,减少百份之五十缴纳,凡有自行耕种能力者不论地主或富农,均予分田。因此,能相安共处,并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绅的青年子弟参加革命。

3、除东兰县外,其他地区,只将有反革命行为的地方恶霸予以处死外,没有采取屠杀地主豪绅的政策。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仅取消了地主豪绅在农村中把持乡政的特殊地位,与重租高利的剥削。并没有消灭地主豪绅阶级敌人,或其家属;所以右江苏区的豪绅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他们对共产党,没有深切的仇恨观念。

4、所有被俘的右江各县政府机关的职员与各县县长,均未加以屠杀,且任其自由离去。其中也有少数愿意参加红军工作者亦予收容,如养利县长陈叔度及其兄陈伯度兄弟两人,均参加红七军工作。

5、取得了苗、瑶、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了民族歧视的观念。红七军中也有不少的各民族官兵。我们为了争取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曾在平马举行过一次各民族联合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汉、苗、瑶、侗、僮五个民族外,还有回、伶、犁及安南等民族。各参加的民族,男男女女,都盛装到会;情形异常热闹,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我们的政工人员,对于他们的招待,特别周到,而且热情,使他们得到从所未有的尊荣。当时曾有一位苗族代表,感动地说:“我们苗人没有梦想到汉人会这样热烈的招待我们!以前我们不仅不能见到汉人的大官,或和汉人官吏一起食饭喝酒,就是乡长都难得见呢!”他说话的时候,竟流下泪来!我们对他们宣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到会的都深受感动!

6、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洽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的设置,专负责部队政工之推行,及发动群众工作。所以红七军的党、政、军、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发生,甚至没有逃兵、

7、苏区与白区,有时虽因战争交通受阻,影响运输;但战争结束后,马上恢复交通。一切商业上的来往,物资的交流,都不曾受到阻滞。如云南贵州的烟土,仍通过百色运往南宁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货,照常输出。苏区所需的西药布匹和食盐等,也没有中断。向安南购买军用品如望远镜、西药等军需物资,都可平安运入。所以我们在右江一年的时间,人民并不感到困扰。

8、红七军的卫生设备,由于经济较充裕,中西药及仪器的购买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医药,地方上的中西医生,也很乐意服务,加上官兵的体格强健,营养充足,在医药环境上说,还没有发生困难。

9、对宗教问题,我们始终依照既定政策,实行信教自由,在广西苏区内,僧侣、基督、天主等教,仍任其自由传道。他们也常常帮助红军,如平马教堂经常帮助红军救伤医疗工作。我们这里与江西苏区之绝对禁止宗教活动没收宗教财产者,完全不同!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10、对于俘虏政策,除了吸鸦片烟的立即遣散外,其余的经过宣传教育后,由其自愿去留,去者给子旅费,留者编入队伍,视其能力来分配工作,待遇是平等的,故红七军内俘虏很多。

广西苏区这几个特点,是我参加党的工作时间所认为愉快兴奋的事。而所以有这几个特点,是因为我们在执行政策时,抱着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的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但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不过我是为了适应地方的特殊环境而运用的斗争政策,并非反马列主义原则上的错误,因此,我亦认为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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