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红军部队里面也是平等的；虽然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每个星期都分别举行一次工作或学习检讨会，每次战斗后亦举行检讨会；检讨会是官兵混合编组，士兵可以批评官长，情形相当融洽，确确实实的做到了平等的地位。
关于军需补给问题：械弹方面，因为由南宁转移至百色时，已运来两个师的枪械（是俞作柏准备扩充两个师的装备），子弹每枝枪可配二百发，我们已准备建设子弹制造厂，机器设备亦已运到。
粮食方面：在右江已被控制的各县，农民已停止向地主交租，规定农民每年生产的总收获量征收百份之十五的土地税，亦足够红军及政府机关的粮食供应而有余。
经济方面：有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禁烟局和税局，征收由云南、贵州运出的鸦片过境税，及物资出入口税等，收入现金颇为可观，足资红军的开支，并可补助地方政府。
卫生药物：我们可从越南购入，毫不困难，但医生缺乏，是一件始终未曾解决的问题。
运输补给：因为每县都设有粮仓，重要交通线上亦设有粮仓，且因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帮助，虽远在东兰、凤山、天峨那些山区，运输补给，从未发生过困难。
服装方面：我们在右江时期，设有被服厂，布匹由南宁及越南采购运来，初期每人有内衣两套，军便服两套，棉衣一件，胶鞋则两月发一对，从未缺少。
红军这种待遇和补给情形，一直维持到一九三零年十月，至我们离开右江之后才有改变。
要叙述红七军的干部训练，我首先要说明红七军的干部状况：红七军是由一个团的兵力扩为一个军，除了廿一师韦拔群部是过去的地方干部外，其余军部及十九、二十两个师都是新编成的。
红七军的干部来源：一部份是由党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如张云逸、我、李湛、李显（云南讲武堂出身）、张翼（日本士宫学校出身）、章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王震、马达飞（广东连县人，黄埔军校选送俄国留学生）……等；另一部份是接收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分校第一期的学生，如：何子初（中共党员）、黄子荣、唐睿、莫文骅（以上三人初非党员后加入党），又有一部份是张云逸找来的，如：云广英、胡元、张运楫等（均非党员）。政治干部，中共派来的有：陈豪人、余惠、许苏魂、袁任远、李朴（四川人黄埔军校政科毕业）、叶季壮等。其余军政干部，如：李天佑、杨勇、陈漫远等，均系军队的司书，逐渐训练提拔出来的杰出人才。至于邓小平、贺昌等，只是在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期，御中共中央之命来广西南宁参加短期工作，以后则来往于上海中共中央与广西苏区之间，传达中央指示，红七军成立后，即未参加实际工作。陈豪人亦于一九三零年冬，红七军奉调入赣途中，藉故离开队伍。
王震，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长，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回上海，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赴莫斯科习军事，一九二九年夏回国，是年秋由中央派赴广西红七军工作，任十九师五十五团第二营营长，于同年进攻贵州省古州时受重伤，折断左脚，后赴上海留医，痊愈后复入中央苏区，任萧克军之政委，中共统治大陆后，任农垦部长至今。云广英，广东海南岛人，曾任第七军军需处科长，后调任十九师军需处长，再升七军军需处长后，曾任广东省府秘书长。
以红七军的力量及当时的斗争环境来说，是很可能创造一个较大的革命割据区域的，可是因为军政干部的缺乏，使我们无法能够开展这一个局面，广西地方干部也十分缺乏。除了雷经天负责右江区的苏维埃运动，和韦拔群负责东兰、凤山的苏维埃运动及二十一师外，实在无法找到地方干部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我们在红七军成立之日起，即尽一切可能去培养干部。当时我们最急需的是初级军事干部，如连、排长等，因此便首先成立了一个军事教导大队，以二十师参谋长胡元兼任大队长。由各师及地方团队遴选部队中之军士及地方优秀青年，编成三个中队；训练时间亦只定六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分派补充部队及地方赤卫队，并继续召集编训。
政治干部训练：由政治部办了一期政治干部训练班。全班学生有一百二十人。由右江地方党，及红军中选拔优秀青年送训。现任中共统治区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韦国清，就是当年韦拔群选送的学生之一，他结业后，参加红七军任连级政治指导员。
对于现职军政干部之训练：
（一）军事训练方面：以研究团、营、连之攻防战术为主，而以军事讨论，及图上作业方式进行。对于游击战术之实施，及运动战、遭遇战之要领，亦为经常研究的课题。
参谋人员之培养，如各种参谋业务、绘图实习、敌情研究和判断、通讯连络。在驻军时，由参谋首长负责，每日有一小时之时间进行之。
（二）政治训练方面：除了由军政首长作各项政治报告及讨论外，并经常由政治部拟定各项政治课题及政治教材，分发给干部阅读，及召集政治讨论会，灌输革命思想。
红七军的训练工作，我认为比较红四军的初期，以至井岗山时期，都进步得多。不过我感觉到：政治教育总不如军事教育和军事领导有成绩，主要原因是缺乏优秀政治干部为中心领导。所以后来红七军干部的成就，政治干部并不如军事干部有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