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广西苏区
第一章 中共利用广西省府主席俞作柏
自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下旬至一九二九年四月这一期间，我在香港所办的正义小报和香港日报均有发展，尤其是秘密军事训练班；因那时党中央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发动城市工人暴动，配合红军攻城的机会已经迫近，对于训练工人干部的巷战战术、夜间联络等军事知识特别重要。故陆续由上海、武汉、广东各地调来的工人干部日多，教官方面也陆续增加，如：前叶挺军参谋长徐冠英（潮安人）由新加坡来香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史书元（湖南浏阳人）、石迟锋（四川人）亦由上海来港，参加军训工作，同时为了要瓦解国民革命军，争取军事力量，对于兵运工作，亦急待展开，我们这个军事训练班又负责训练兵运人才，训练他们如何去渗透国军各种军事学校及军队，如何连络旧时和党有关系的军人，如何在军队中或军校中勤于学习、守纪律、努力工作、勇敢作战……等实际行动取得军校当局或军事长官的信任，陆续提高自己的地位，及在部队中起领导作用；如何与党取得连络……等各种方式和方法。
正在这个时期，一九二九年春，蒋介石将军已回南京复职，南京国民政府以主持广东军政的李济琛有反蒋嫌疑，将他扣留于南京，事因李济琛原是广西省的领袖人物，他一被扣留，驻于湖北武汉地区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便有兔死孤悲之感。且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时期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中央，西征唐生智之役，桂军出力最大，支持北伐、反共，至建都南京、安定中枢，均立有大功，今反而不能容于蒋！一怒之下，便在武汉发动了反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运动。
南京政府以桂军实力雄厚，占据着武汉，有长江之险，若单纯以军事解决，势必兵连祸结，不易收拾。蒋介石将军有见及此，遂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之办法，谋求解决桂军之计，便想到了一个桂系的闲散人物——广西旧将领俞作柏将军出来收拾桂军。因俞作柏在桂系军中是有相当潜力的，当时第七军副军长李明瑞（滇军讲武堂分校第一期毕业生）是他的姑表兄弟，早年曾受俞的栽培，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已在七军任旅长，后以北伐军功升为十五师师长，由于他是俞作柏的表亲，故为李、白所歧视，便将他调升副军长，实则明升暗降，削夺其实权。但他待人和霭，且勇敢善战，其部属官兵对他有坚强的信仰。另有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与俞、李均有深交。蒋介石将军查清了这些情况，即派员到香港，向闲居香港的俞作柏游说，请他入京（南京），俞作柏正在寂寞无聊，正思无以报李、白之仇（见第二节）故一说即合，随同晋京！
俞晋京后，蒋介石将军即以宾礼接待，经过一次洽商，许以事成之后，派其为广西省府主席，并给予一笔巨款，以为运动桂军费用，并派大军进迫武汉策应，那时桂军的十五师及五十七师均防守武汉，俞作柏秘密至武汉，很顺利的说服李、杨两人，立即宣布服从中央，反对李、白，并即率部撤出武汉，由中央军接防。
至此，蒋桂战争立即爆发，宜川、沙市决战，桂军一败涂地。李、白及少数将领仅以身免，逃往上海。
俞作柏及李明瑞，撤出武汉后，俞作柏便受命为广西省府主席，李明瑞受命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广西省国军编遣造特派员，率领两个师从水路运军至广东之西江登陆，向梧州进攻。
那时，广西只有黄绍雄指挥的吕焕炎及梁朝矶两个旅。俞、李军很顺利占领了梧州，即在梧州开府。梁朝矶旅退桂平，李明瑞率军向桂平进攻，相持一星期，卒将梁旅击溃。李占领桂平后，吕焕炎旅亦投降，接着梁朝矶亦宣布接受李明瑞编遣。李明瑞即顺利占领南宁，于是广西全省告定。
俞作柏遂率省府人员于六月间由梧州移抵南宁，正式接收广西省府。一场蒋桂战争于此结束，
俞作柏是个思想左倾的人，当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领导革命时，历任广西讨逆军纵队司令与总指挥之职，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校长，与中共素有联络。国民党清党时，又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所排挤，寄居香港。他既不容于桂系当权将领；而南京当局又以他没有实力，故对他不予重视。是以他的心情，非常苦闷。中共驻港的高级人员如：恽代英、李立三、黄平等，看透了俞的心理，即向他进行争取工作；俞亦乐与合作，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弟弟俞作预是正式共产党员，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故当南京政府起用他的时候，他就事先向中央示意，并得到中共的同意，才接受新命。等到他对桂系军队策反成功，与李明瑞率师攻桂时，他即请求中共派员协助；中共中央便派宜昌来香港，命我参加俞李集团工作，并给我以下几个任务：
（一）积极争取俞李对本党的合作，予本党一切援助。
（二）利用俞李之掩护，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
（三）尽量介绍党员同志渗入广西军政机关及部队中，掌握实力，准备在可能时创立新苏区。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于五月上旬离开香港。随行的还有香港日报梁、吴两位同志。准备到广西创办报纸，作为党的宣传喉舌。当川的港梧轮途经广东三水河口时，突有广州公安局侦探科长林子光，带同武装侦缉多人上船，将梁吴两人拘去（后解广州枪毙）。幸而我住在另一个客房内，且在香港没有公开活动，所以未被注意，便幸运地逃过了这“鬼门关”，安全到达了梧州。
到达梧州后，我以龚鹤村的代名，由俞作预陪同往谒俞作柏；他即予我以广西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的名义，协助他工作。
这时，广西省政府，成了个间谍战的大本营。南京政府要紧握它，防范它再叛变。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要拉紧它，要策动它“反蒋”。中共更争取它，利用它，创造新的局面。省府秘书长黄健吾是汪派的代表；教育厅长曾如柏，是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派的观察员，国军编遣特派员公署政治部主任郑介民，是南京方面的代表人物，监督俞李的行动；另一个便足我，先任省府船务处长，后调南宁公安局长。这三个政治集团所派出的代表，外表上见面时，总是嘻嘻哈哈；骨子里都在勾心斗角，想尽办法去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
因为我是中共派来的，俞作预是个共产党；李明瑞又是我的同学，凭着这种关系，所以对我的一切工作都很方便。加之俞作柏也想利用中共替他创建实力，则更使我的一切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结果，国民党两派所做的仅是上层工作，没有下层的群众基础。而我们却取得了上层的信任，下层工作则不断的发展，组织起来；在此情形之下，显然我们比国民党人高明得多了。
这时候，党中央当局即加派了许多得力干部，陆续前来广西工作，计有：贺昌、邓小平、徐冠英（化名徐开先）、石迟锋、张云逸、陈豪人、冯达飞（黄埔军校学生，曾留学俄国）等；他们并带来大批下级军政干部，从事渗透广西军政机关工作。
自这一大批军政干部派到广西后，工作更顺利展开，并成立了中共广西行动委员会，由贺昌、邓小平、陈豪人、俞作预和我五人负责领导工作，具体地分配了各项工作任务，以陈豪人任省府机要秘书，随从俞作柏工作，藉以明了省府一切动态，以徐冠英任编遣特派员公署总务科长，跟住李明瑞，从中了解特派员公署的一切活劲，以冯达飞为公安局督察，协助我的工作，以俞作预、张云逸、史书元负责军事运动工作，贺昌、邓小平和我为常务委员，同住在我的南宁公安局之内，负责全部策划的领导工作。由于人少事繁，工作紧张，每天晚上均须秘密开会，非至午夜不能休息，尤其是我，一方面要办理公安局的职务，另一方面要负责行动委员会的工作策划，又要对外应酬，正是忙不开交。那时，我和我的妻子王庆玲（又名王兰芬）女士尚未结婚，曾因工作繁忙致失约而发生误会，几至破裂。后经邓小平、贺昌等人从中解释，乃恢复和好，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结婚。
我们在广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完全由于俞作柏自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他并不是党员），中共就是利用了这种微妙关系，藉此而创造了这一军事实力，从而作为后来我们开辟广西苏区的革命斗争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