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会议上表示：检讨会是大家平等的，任何人有错误皆应接受批评。关于他的错误，只要是事实，他很乐意接受。突围决策如果认为错误，当然要负责，但不是一个人应负全责，军阀残余习气，他表示自己或许还有，但希望同志们帮助纠正。
毛泽东见会场情况恶劣，为免继续恶化，立即起来说：各位发表的意见，都各有见解，我们是共产党员，切不要感情用事。希望大家冷静的自我检讨，今天暂告散会，容各人有详思熟虑的时间，下次会议再行检讨。
散会后，议论纷纭，有人提出“拥毛反朱”的主张，企图驱逐朱德。但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拥朱反毛”的主张，以对抗反朱派。于是闹得满城风雨，情势严重。地方党的同志最大多数是同情朱德，但又觉得党政工作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他们立即邀同陈毅、张际春（前廿九团营党代表，宜章人，小学教员，湘南暴动后参加廿九团工作，解放战争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进行调解。
那时毛泽东身体精神均不太好，一时又无法打破这一僵局，只好暂时忍耐，对地方党同志表示遗憾，希望同志们不要误会。朱德却不以为意，他表示：革命不是为个人的事，他早年做过军阀，当他觉悟后，党的同志能容纳他参加革命工作，是他毕生之幸。现在他之去留，悉由党决定。林彪亦知难而退，他对陈毅表示：因一时冲动，自知失言，恕他年轻，以后希多加指导。
一场“拥毛反朱”和“拥朱反毛”的风潮，暂告平息，检讨会议，亦未再召开。
福建方面，原有由地方党员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来反党，自组社会民主党，成为中共的对头）等所领导的游击队，在闽西之永定、龙岩、长汀等县活动，当朱毛红军占领兴国县城后，即派人来与朱毛连络，并报告闽西敌情。据称：长汀城区只有新编的郭凤鸣旅驻守，邻近各县无正式国军。
朱德闻此消息甚喜，即与毛泽东商议向福建长汀进军计划，当时决定由朱德率二十八团及军直属队进攻长汀，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留兴国发展附近各县苏区工作。这个决策毛泽东很不愿意，但朱德认为非乘此机会回福建发展，恐失去创造闽赣两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机会，且红军亦必须向外发展，方能扩大组织及解决给养问题。毛泽东以朱德的建议无可反对，最后同意了这一计划。
四月初旬，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进入了长汀西北十余里汀江右岸沟山区。郭凤鸣得到红军进攻长汀县城（汀州）的消息，立即命令他的部队（约有三千余人）沿汀江向山区进攻，他自己亦坐着四人抬的大轿沿江边前进。朱德得到这个消息，喜不自胜，盖红军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城也。当即派一个营截断国军的退路，主力展开于有利的地形，待郭旅接近时，一声信号枪响，全军向敌突击，战斗时间极短，郭旅除少数逃脱外，皆被俘虏或伤亡，郭凤鸣旅长亦被当场俘虏，全旅的械弹均被红军缴获，并乘胜追击，占领汀州城。
是年，红军主力，三次进入福建，曾攻下上杭、龙岩、永定各县，及南下广东，攻陷梅县县城。红军实力扩大了。
江西方面：以东固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军。
福建方面：以闽西游击队扩编为第四纵队，以胡少海、傅柏萃为正副纵队长，隶属于红四军（那时廿八团，三十一团及直属队亦曾改编为第一、二、三纵队。至一九三〇年成立红十二军时，改编为三十四师，隶属于十二军；是时傅柏萃已叛变，胡少海已阵亡）。苏维埃政权运动：是年扩大了赣东南，及闽西北苏区。并先后成立了江西，福建两省政府。闽赣边的革命斗争形势有了相当的发展基础。
是年冬，朱德率军深入广东梅县，目的是掠夺物资，以解决红军的服装及军费问题，但撤回时被粤军追击，损失不少。当他退回龙岩苏区不久，毛泽东来了，于十二月在古田召开红四军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议案，内容包括：加强红军党的领导，纠正红军中的一切错误倾向，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确立红军的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优待伤兵。并提出了反对红军错误倾向的口号如下：
（一）反对单纯军事观点。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
（三）反对非组织观点。
（四）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反对主观主义。
（六）反对个人主义。
（七）反对流寇思想。
（八）反对盲动主义残余。
以上口号，当时毛泽东报告是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所拟订，详情请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八十七篇。
关于加强红军党的领导问题，将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凡军事主管的一切命令、训令，必须有政治委员之签署，方能生效，否则下级不得执行，这是党代表制度时未付予的职权。
这些议案，出席会议的代表皆认为是毛泽东加强对红军的控制措施，虽然心内不尽同意，但亦无人敢于反对。朱德本人，素来遵从党的领导，且在军事失利归来，又闻是中央的指示，更不敢提出意见。毛泽东起草的提案，便顺利的通过了。此后，因为毛泽东是红军的政治委员，朱德便失去了单独发布命令的权力。
朱、毛不和的事件，在井冈山时期，早已传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发出指示，内容是：国军围剿井冈山，形势严重，着朱、毛两人暂时脱离红军，同回上海，将军队以营或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苏区，配合地方赤卫队进行游击战。中央此项措施，是因毛泽东常不接受中央指示，有意将毛泽东调离红军而发。可是遭毛泽东拒绝了，他说斗争严重时期，红军必须集中行动，既可加强领导，又可消灭较大的敌军。红军是只有在敌情和缓、为了展开群众工作时才能分散。他以这些理由，驳斥中央。毛泽东答复中央指示，见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
朱、毛不和的情形，并没有因古田会议而改善，但因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要依赖朱德，且红军干部，对朱德多有好感，故不敢贸然除之。而朱德以忍让为怀，得过且过。他们能够维持到现在，是环境使然，当非毛泽东之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