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上的中学，在中学里正儿八经地读了两年课本，然后是丢开课本闹“革命”，胡打混闹又是两年。待到1968年秋天我不到18岁的时候来到雨村插队，成了那里的新农民。说起来我是“初四”的文化学历，但实际和半文盲差不了多少。
那会儿是知识大贬值的年月，流行的说法是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能不能和贫下中农相结合。读书多的人不吃香了，吃香是大老粗，所以我在小村里就跟老乡们说我是一个大老粗。自称老粗也并非真的以“革命者”自居，那会儿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了，可在来小村之前我好像懂来着。来到雨村和那些老高三的比，我才知道了自己“初四”的文化水平的确“粗”了点儿。
有了对照的镜子，心中那从未泯灭过的求知欲望又在那时迸发出来。与知识大贬值相对应却是图书的金贵，书成了彼时的稀有物件，想找本书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朝夕相处的几位仁兄虽然是书香门第，但带到小村里的书籍并没有什么，这内中的原因不问也知。
从他们那里我最先得到是高中物理教课书。教课书也是书，翻开看看觉得有点意思，便试着学习，不懂的地方就向同一炕头的仁兄请教。学到自由落体时难度加大，我的那点数学底子太潮，有点接济不上了。此时，一位仁兄道一声：“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用，还不是在这里修理地球。”我一听，也是。于是课本完璧归赵。现在想起这位仁兄的话仍是别有一番滋味。
接着又从叶公处讨来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说《苹果树》。书的主人英语极好，据说在校时他的英语课是免修的。这是他的“教课书”，我当然只是看中文。说来惭愧，到这时为止，在我的读书记录中都是国产货，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爱情小说，一个美丽而又凄凉的爱情故事，书中那个为爱而殉情的女孩儿，让我五迷三道了好几天。这本书打动了我，让我记住了它。在图书开禁后，我特意去外文书店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请回了家，虽然我的英语水平依然是只认识26个字母。留下它，是留下我的一段生活。
《古文观止》也是从叶公手里借的。那书看着就透着有学问，封面古色古香，翻开：繁体字，竖排，从右向左读。这本书只让我兴奋了一天，在我手上捧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送了回去。它的文字对我来说堪比天书。读书中的知难而退，也许是我的一个优点。这样做，会让一个人保持阅读中的愉快，但不会让人学有所成，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我又从邻近村的知青那里得到了两本鲁迅全集。当然是看完一本再换一本，而且一定要保护好。读这两册书时，二饼子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老三是鲁迅问题专家，读不懂的你可以向他请教。我没有往心里去，只想看完这本再向书主换下一本。这位书主是一位落了难的“官二代”，带来一箱子图书。我囫囵吞枣地读完鲁迅的书的后，又从他那里得到两册大跃进时代北京大学的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据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这两册书吸引我的是那些引用的古诗词。我觉得古人写的东西比写这本书的大学生们强多了。还找一个小本子拣自己喜欢的抄了一些。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内部刊印的《唐宋词35首选》。这个小册子可能是京城里哪个中学在文革前自印的教学参考书，封面封底没有任何修饰，白底黑字素面朝天，简体字，横排，当然是从左向右读，还有简约的注释。现在想来，这35首词作，应该是经典中的精华。它怎么到我手里来的，又是怎么离开的，我早已经淡忘了，但它的到来却注定了我一生的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这朵奇葩从此便伴随着我的读书生涯，地老天荒。
这本不足30页的小册子辗转到我手中时正值秋收初始，生产队让我看青。看青是个单兵作战的营生，不必随大伙下地，时间上可以自由支配，只要大田里无人劳作了就是我下地的时候，不让牲口家畜和“阶级敌人”破坏地里的庄稼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有了这本小册子，单调孤寂的看青营生不再显得乏味。先人们那些抑扬顿挫的长短句，充满着律动，隐含着无音符的音乐，或慷慨激扬，或浅吟低唱；不论是横刀立马仰天长啸的英雄霸气，还是长亭相别折枝杨柳的百转柔情，都让我惊叹天地间有如此美妙动人的文字。
那几天我在地里转悠时，只觉得天地之间变得更加阔大起来：头上是高天白云，脚下是广袤田野，远处是逶迤青山，读到兴奋之处就大声吼将出来，反正周围无人，不管发音正确与否全然不顾，以我的那点可怜的语文底子自我解读诠释，只求心领神会，不求词意达诂。从那时起，这本毫不起眼的小册子如同潺潺溪流把我引向浩瀚无际的海洋。
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在我手里停留多长时间，当它离我而去很后悔没有把它抄下来。
在高原的小村里我只待了短短的3年，虽然正是读书的黄金年龄，但所读书目乏善可陈，大好光阴虚度，真是“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朱罗军印象
朱罗军和我同姓，一笔写不出两个朱，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朱罗军是京城女十中六七届的初中学生，是我们这个“饭团”中的一分子。
我们乘同一列绿皮车离开京城，同一天来到雨村。她可以不来雨村的，据新国同学说当时班里只有四个名额，本来没有她，但朱罗军“非常革命，争强好胜”，坚持要和同学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她央求新国同学帮她到安置办游说，在内蒙古来京接收知青的干部前说好话。争取到名额后，她的母亲不同意她去内蒙古插队，还把户口本藏起来，又是在新国同学的帮助下说服了她的爸爸妈妈才得以成行。这些我都相信，我离别京城时内心何尝没有被忽悠得忘乎所以，怀揣着大志向？多少年后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新国同学曾写过一篇怀念朱罗军的文章，感情很真挚，道出了对老同学的一份真情与怀念。读了她的文章，我眼前浮现出这位昔日同在雨村插队的同学。
在我的印象中朱罗军仍然是40多年前的样子：个子不高，大眼睛，两条小辫，面色微黑，方下巴显示着性格坚毅有主见，最初行为举止隐隐流露出当年革命小将的风采。在五个女生中她是最能干的一个，这和在家是长女有关系。我们在一个知青点里共同生活了三年，但过话实在有限。话不多一则雨村知青男女界限分明，再则她的性格有点内向，三则或许与我的性格顽劣脾气暴躁有关，我和她曾有过争吵。
那还是在小营子的时候，入冬时节男生只剩下我还没有回家，女生那边也只有朱罗军和另外一个女生没有回家。朱罗军是因为她的父母在远离京城的江西省五七干校，她无钱探亲也不想给父母增加困难；那个女生是陪她一起过冬的好姐妹，她们要在雨村熬过漫长的冬天。我没有回家。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想和大营子的阿生相跟着走。
为了回家，我把集体户的食油拿了不少，和阿生打路上吃的干粮。这事做得实在不应该，更不应该的当朱罗军她们批评我时，我却蛮不讲理粗野之极。我想这种表现一定伤害了朱罗军，或许就此在她内心深处把我划在了另类。
新国同学说朱罗军能干，不怕吃苦，学农活也快，这都是真的。但我更记住了她的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她曾经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员，经常到各村演出。1969年的夏天我到大青山里当修路的民工，朱罗军所在文艺宣传队到工地上作慰问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看她演出，也是唯一的一次。
演出是在晚上进行的，山沟里不大的民工营地上整理出一个土台子，电灯不够亮又点上了几盏（烧煤油的）汽灯，把民工营地照得雪亮。民工们早早地吃过饭，把个土台子围起来等着看演出。朱罗军就和她的队友们在土台子上面唱歌跳舞，用文艺的武器批判封资修和他们的孝子贤孙，歌颂文化大革命。记得她好像扮演了白毛女里面的喜儿，与一位男演员演了其中一个片断。
我现在记不得与她打没有打招呼，演出没有看完就和也是当民工的知青回工棚聊天去了。我只记得这次演出对民工们来说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夏天大青山里的夜晚也是很凉的，有的民工就披着花花绿绿的被子观看演出，站在高处看下去煞是有趣。
第二天宣传队离去后，演出的余韵仍在山沟里飘荡了好几天，成了民工饭后茶余的一道细嚼慢咽的大菜，许多老乡也都知道了我和那个演喜儿的知青是一个集体户的。可见朱罗军给民工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了她的“粉丝”。
如果说我和朱罗军有过亲密接触的事，就是她当了雨村的赤脚医生后为我们打防疫针。那个晚上在小学校的教室里，每个人都要和她亲密接触，当然我也不例外。问题是当所有的人都打完针后，却没有人能给她注射疫苗了。当时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时，我突发神经自告奋勇提出由我给她注射疫苗。这是我最好的表现机会，出风头是一，再则也想让她改变对我的看法。
在场的人都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我很自信地说没有问题。心里却想，这打针还比我驾牛犁地还难吗？当她信任地把注射器交给我的时候，面对她的手臂我的手却无缘无故地哆嗦开了。从来没有拿过注射器是一回事，当时的心情突然起了变化，这一针下去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一分钟前还是豪气冲天的我此时却汗流浃背。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怪物！注射还是由她自己完成的。我不知道那天的举动给她留下什么记忆，也永远不可能问她了，于我却是赧然而退。
我在呼和当学徒工时，有空就回去看望还留在村里的弟兄们，这时朱罗军既是赤脚医生又在大队部管理药房，不用再到大田里“上班”了，这样的工作对留村知青来说是相对轻松的好营生。听说，她对此项工作很喜欢，工作起来也很认真负责。我回村和她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没有多余的话。
雨村个别老少爷们有阿芙蓉癖，无正宗品牌就寻找替代品。在村里时有村民让我回京后想办法买大瓶装的止痛片。那时商品都稀缺，止痛片也是稀缺的俏货。起初并不知内里，后来才明白那里有吗啡的成分，可作阿芙蓉的替身。我在地头歇工时，看到有后生家围在一起用锡箔纸烧药片，吸那蓝色的烟。我也起哄架秧子凑热闹吸了两口，一股怪怪的味道，没觉出好来，还不如田二给我的小玉兰花花烟叶。
朱罗军管药，药里包括止痛片，有嗜好的老少爷们自然是就近取材。朱罗军的革命性不允许她对社会恶习姑息迁就，于是，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个别倚仗着贫下中农身份的烟民无法解脱烟瘾，就用恶言秽语发泄内心的不满。有人劝她何必那么认真，谁要就卖给谁好了。但朱罗军回答是：“要坚持革命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与那些不良作风斗到底。”精神可嘉却也显出怪异。原本与村民关系很好的朱罗军常常与村民吵架。
那时，我们十个人的“饭团”只剩下三四个人，每一次有人告别“饭团”对留下的人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当女生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心中的郁闷无人可排遣，受到的委屈也无人诉说。她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关闭在小屋里，不和仅有的几个知青接触。朱罗军此时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终有一天，村里人们发现她病了，病得不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当她的父亲来村里接她的时候，她竟然不见父亲，表情古怪地发誓坚决不离开雨村，要在这里插队一辈子，做一个铁杆扎根派。看到这种场景，当父亲的只能是心中泣血。
这时她来雨村只有六年的时间，一个鲜活的女儿家成了精神紊乱的重症病人。
又过了几年，我得到了她最后的消息：因病去世。朱罗军是唱着歌来雨村的，歌声犹在，人已凋零。新国同学说如果朱罗军不来雨村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可是生活没有假设。
但愿朱罗军在那边没有烦恼。
多余的话
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说起“知青”这个词都明白它的特定含义，即当年曾经上山下乡的青年人。这代人现在都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还是自称或互称为“知青”。第6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把知青的这个义项收了进去。
当年的知青群体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这个群体的成员经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已经分化并融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除少数幸运者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一分子，在社会的转型中经历了新的磨难。如果说当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进行的时候知青群体还有着共同的诉求，那么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已经没有人再以知青的面目提出什么经济与政治诉求。那些有过知青经历的、有着话语权的头面人物，则是代表着他们的集团利益在言说。知青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维系知青人的纽带只是当年的共同经历。雨村的知青也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生活岁月，多少年来都保持着浓厚的插队情谊，不管现在的身份有什么不同，但在知青名下就都一样了，时不时地聚在一起话当年。这种情感也是生活的馈赠吧。
我将陈年往事翻捡出来并晾晒一番，多半出自怀旧情结或是获得诉说之后的满足。二饼子当年说过一句外国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当时我不懂，请教三哥，三哥给我讲了我还是不明白，直到过了好几年才体会到了它的真谛。现在当我把那时的生活用文字表述出来时，我又想到了这句话。因为我的文字功底欠缺，生活的多面性用文字表达出来总是缺乏立体感，缺少色彩。所以当我写了几篇作文之后，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是我的真实生活吗？我感觉到在文字之外还有着另外的，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诸多方面。
在我回忆往昔并从中找寻更多的细节时，我陷入困惑：我的叙述会不会美化那时的生活？美化那个荒谬的时代和那个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并是摧残青年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我被社会的大潮裹挟而来时，除了一腔热血与青春的幻想外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3年后，当我离开它时，没有凄凄惶惶一步三回头的不忍离去，有的只是一种解脱，一种终于熬到头的心情，没有痛苦只有轻松。
离开雨村之后，它便常常入梦。只不过梦中不是留恋的难以忘怀的岁月，而是因为我的招工手续不全又被工厂退回雨村重操插队旧业。为此我常常在据理力争时从梦中醒来，摸着过速跳动的心口充满着莫名的感觉。同样的梦境在许多年里重复出现。我曾向插友说起过，竟然不止一位插友说类似的梦境也把他们从梦中惊醒。怪哉，莫非在潜意识里，雨村竟是我们的梦魇？
在我叙述的生活的背后是充满谎言的时代，是全体国民在充满帝王思想的君主与专制权力的魔杖下瞎折腾的时代。知青，实在是20世纪中国特色国情下的一个怪胎，从它的孕育到诞生都是瞎折腾的结果，它注定长不大也成不了气候。一代知青就成了瞎折腾的祭品。
我对于青春的回忆是经过时间的淘洗、留在大脑皮层最深刻的那些细节，是不会消失的记忆。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恶劣，物质生活多么匮乏，青春总是美好的，青春总能在生活中找到快乐的因子。光阴似水悄然逝去，长沟流月去无声，青春已远。几十年来一介草民为了生活东奔西走，既有生离死别也经历了社会的动荡，既领教了掌权者为了捍卫权力采取的严厉手段也看到了大佬们的各式嘴脸。所有的风风雨雨，那雨村就是开头，于是它在我的心中就珍贵起来。逝去的青春自己珍惜，把那时岁月的碎片捡拾起来就是为了记住。记住我曾是知青，那是我的青春时代。
（全文完）
《记忆》2015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