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反送中”示威者冲进香港立法会（路透社）
自从七月一日“反送中”示威者冲进香港立法会以来，已有不少年轻示威者因担忧被政府起诉或遭受人身威胁，而被迫离开香港。德国之声专访了两位流亡海外的香港示威者，而他们认为，除了关注香港当地的情况，国际社会也该透过流亡香港人的经历，来了解香港年轻世代面临的艰难抉择。
对不少香港示威者来说，七月一日晚上冲进立法会对整个“反送中”运动来说是个重要转折，而对那晚在立法会中脱下面罩发表演说的梁继平而言，当下决定做出这冒险的举动，是为了让其他支持和平示威的香港人了解为何年轻示威者决定当晚冲进立法会。他告诉德国之声：“我了解冲进立法会的行为可能会分化了整个‘反送中’运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人挺身而出，让其他支持和平示威的香港人了解我们当晚决定背后的想法。”
回想起当下的感受，梁继平表示他在上台前与发表完演说后，其实心情都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件对的事情。但是当他事后认真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时，却意识到香港对他来说，已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在评估所有利弊后，他被迫做出离开香港的选择。他说：“在七月一号晚上做了一个这么重要的抉择后，我希望给自己足够空间来思考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然而，香港社会已无法给我足够空间来思考，所以我选择离开。”
自七月一号起，香港政府陆续以暴动罪名起诉了79名示威者。由于暴动罪最高刑期可达十年，所以这也迫使不少香港年轻人必须选择离开。梁继平告诉德国之声，香港司法机关有很大的决定权去定义怎么样的行为符合暴动罪的起诉条件，所以当政府开始用相关法律来针对“反送中”示威者时，这也代表香港的司法系统已成为政府用来打压自由与人权的工具。他表示：“很明显的，香港的司法系统已成为政府剥夺人民集会自由权利的工具。”
前港大学生会长因遇袭被迫流亡
梁继平并非唯一一个被迫流亡的香港人。前香港大学学生会署理会长黄程锋于8月30日凌晨于湾仔被不明白衣男子以藤条袭击后，因认为自己与家人的人身安全已受到威胁，也被迫辞去学生会职务，逃离香港。黄程锋告诉德国之声，他遇袭当下，现场另有两名男子，但攻击他的人却明显只针对他，而这让他认定自己已成为特定组织下手的目标。他说：“在我遇袭的前一天，民阵的召集人岑子杰与‘光复元朗’行动的申请人钟健平也先后遭不明人士攻击，所以我在回家路上，便渐渐意识到自己应该已被一个更有组织性的行动给锁定了。我因为担心自己与家人的安危，被迫选择离开香港。”
他在写给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信件中表示，自己因为不认为香港警方能保障他的安全，所以并未向警方求助。在黄程锋离港后，香港各地又陆续发生政府支持者与反送中示威者的暴力冲突，但黄程锋认为香港警察在处理这些冲突的过程中，明显有偏袒政府支持者的情况，而这样的做法也让不少香港人认为香港警察已无法公正扮演维护法治的角色。
他告诉德国之声：“许多香港人在目睹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特别针对‘反送中’示威者后，已认定他们不能再信任警察。当示威者对警察的信任全无时，我可以理解为何有些示威者认为当他们被政府支持者骚扰甚至攻击时，他们应该以暴力的手段来自我防卫。”
年轻世代的艰难抉择
梁继平在离开香港后，仍持续关注“反送中”运动在香港内部的发展情势，而他认为香港内部支持政府的势力在过去两个月，有开始针对特定示威者或著名倡议人士的趋势。虽然年轻示威者被迫离开香港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过去两个月来不断增加的案例显示这样的趋势会持续下去。
他告诉德国之声：“我认为短期内，香港年轻人被迫离开的现象仍会持续，而长远来看，香港可能有天也会成为一个‘制造’政治逃犯的地方。到时候，国际社会能渐渐明白香港社会已失去自由，香港人民已无法继续享有法律所保障的自主权。”
梁继平认为除了关注香港内部的最新发展，国际社会也应该开始将焦点转移到这些被迫流亡的香港年轻人。他认为这些个别案例，都代表了香港年轻世代普遍得面临的艰难抉择。他说：“许多参与‘反送中’示威的年轻人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是选择被政府起诉入狱，或是离开香港。我认为这会逐渐成为香港年轻世代必须做的抉择。”
“放弃香港便是放弃自由社会”
虽然梁继平与黄程锋短期内可能都无法返回香港，但他们认为自己仍能透过不同管道，从海外继续支持“反送中”运动。梁继平指出，整个运动在香港内部必须呈现团结的状态，但在国际上，他们需要一些发言人来向国际社会解释香港在地的情况。他告诉德国之声：“整个‘反送中’运动在国际上需要的是一个声音，而非一张面孔。我认为不管是由谁向世界各国解释现在在香港发生的情况都很好，但是我们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来扮演这个角色。我希望自己能以非常有创意且多元的方式来向世界各国了解到，这场运动与他们也息息相关。”
梁继平表示，他希望国际社会能领悟到目前在香港所发生的一切，不只与香港人有关，因为香港人在抵抗的是中国的极权扩张，而中国政府所运用的手段，也已逐渐延伸到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希望世界各国理解到关注香港，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在捍卫自由社会。如果他们放弃了香港，那也等于他们放弃了自由社会。所以对他们来说，协助我们保护香港也是有益的。”
而对黄程锋来说，虽然流亡海外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他却没有因此对整个“反送中”运动的未来失去信念。他告诉德国之声：“自从六月以来，我与不少香港示威者都抱持着我们必须对这场运动有信念的想法。因为唯有抱持信念，我们才能确保这场运动不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