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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抱怨翻墙难 网络“幸福感”待提升

离70周年国庆日越来越近,中国官方的维稳措施也全面展开,包括网络维稳。就连一直力挺防火墙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感叹“上外网极其困难”。中国各大官媒则无一不报道习近平对网络安全宣传周做出的“重要指示”,其中一点就是“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2018年3月以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频繁在被中国“防火墙”屏蔽的推特上用中文版账号发帖,表现活跃。不过,本周三(9月18日),这位被视为手持尚方宝剑的官媒主编也突然抱怨“上外网极其困难”,要“提点意见”。他在微博中写道,“国庆节快到了,上外网极其困难,连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我个人觉得这有些过了,再次提点意见,希望得到倾听。”他还说,“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很重要,我们人民群众绝大多数人都爱国爱党,有强大的政治分辨能力,立场坚定。这个国家并不脆弱,建议还是要在我们的社会和外网之间多留出一些缝隙,这将有益于中国舆论场的强大与成熟,有益于科学研究和对外沟通,有益中国国家利益。”

不过,发文两小时后,这条“态度诚恳”的谏言帖就已被删除掉了。

如果说“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那么中国的网络监管又一次加码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9月16日,天津刚刚举办了2019年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这一活动从2014年来每年举办一届,而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专门就网络安全宣传周做出“重要指示”。

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指示说,“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既要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通信技术,又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指示最后写明:“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安全可控与VPN

“安全可控”的提法由来已久,在中国官方语境中有多重含义。按照中国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四条为“重点审查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可控性”。该条下面除了涉及技术层面的条款外,还包括“其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风险”。

而在国家监管机构眼里,这些风险就包括能够突破网络屏蔽的VPN。

VPN最早是用来帮助跨国企业连接世界各地的办公室,让不同地方的员工都可以进入公司内网。随着技术成熟,普通人通过手机下载VPN应用程序就能“翻墙”。据一项保守估计,约有两、三千万中国网民使用VPN。比如一些高校学生、学者就使用VPN连接外国图书馆下载资料,登录谷歌查询专业信息。VPN用户中也不乏翻墙浏览境外新闻网站,对时政感兴趣的人。

从2017年以来,中国收紧VPN市场。2017年1月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宣布从当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IP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同年,包括GreenVPN在内的诸多VPN服务商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终止运营,苹果公司在中国区应用商店中下架了近700款VPN应用程序。目前,在中国只有通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电信运营商来申请海外服务器对接服务才是合法行为,其他形式的“翻墙”行为都属于违反中国有关规定的“非法定信道”。2017年底,广西人吴向洋因“未经许可”经营VPN销售代理服务被判处5年半监禁。此前,一名广东男子也因“贩卖翻墙软件”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整顿之后,许多在华外企忧心忡忡,对中国官方许可的VPN线路的安全感到不安。不过,企业受到的波及只是收紧VPN的一个副作用。德国亚太委员会(APA)中国事务专员沙夫(Ferdinand Schaff)就曾表示,外企并非中国限制VPN的主要目标,“中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更好地控制国内的信息流通。”

今年1月,广东警方发布信息称,一名姓朱的男子因“翻墙”浏览境外网站遭到处罚。重庆也有一名黄姓网民受到警方传唤,罪名也是“擅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

在9月接受香港TVB采访时,胡锡进为防火墙辩护,称其是必要的,可避免西方舆论长驱直入,维持社会的稳定。他还表示,他翻墙不是因为特权而是工作需要。但现如今,这位因工作需要而翻墙的总编看来还得多费点力气了。在他有关上外网难的“微词”被“和谐”后,习近平提出“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最新指示更显得具有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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