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中共建政70周年“大庆”的日子越来越近，而香港的乱局却无法平息。这不仅令北京当局极度不安，也让很多支持和同情港人“和理非”抗争的人深感焦虑。因为有一定政治和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香港危机这样发展下去，具有巨大的爆炸性，可能导致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后果。
我一直支持这样一种立场，那就是不认同香港“勇武派”的过激行动，不仅因为这些行动超越了“和理非”的边界，让太多港人承受了太大风险。更不容否认的是，“勇武派”青年中，有一种非常危险、极具破坏性的所谓“揽炒”意识，也就是梁文道点破的“玉石俱焚”意识。但是，北京当局对香港危机的应对策略，尤其是应对“勇武派”的“招数”不断演变，让我看到了“勇武派”青年实际上有限度的过激行动，有其十分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包括其他港人的牺牲，迫使北京当局穷尽心机、不断变阵，换来了整个世界对北京当局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甚至也通过胡锡进这样中共的高级奴才深化了他的主子们的认知。在当下这个要紧的历史关头，与港人迄今的损失相比，这种全局性的认知深化所带来的益处可能是巨大的。
换句话说，如今香港已成为美中对抗的飓风之“眼”。如同“多里安”一样，这场飓风的摧毁性能量之大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不等于持续获取飓风的信息毫无意义。更不用说，美中对抗虽已成大势，但代价大小仍有极大变数。美中都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对抗之不可避免，也认识到了其毁灭性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特殊的治理文化，在大数据时代，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博弈舞台。我以为香港的年轻人懂得这一点，或他们直觉地认识到，只要不放弃，还会有机会。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直觉可能毫无意义，也可能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假如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那个行刺的塞尔维亚青年未得手，人类会免于一次世界大战吗？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假如在1940年的9月7日到11月3日二战德国对英国的轰炸中，没有几千年轻驾驶员的牺牲，英国就很可能沦陷。所以才有丘吉尔的那句名言：“在人类战争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那么，香港的“勇武派”的历史角色会更接近那个刺杀费迪南公爵的青年，还是迎击德国轰炸机的驾驶员？我以为他们有后者的机会。我的理由是，这个信息时代的技术条件对他们成为后者有利。正如当年的航空技术给那几千个青年驾驶员带来拯救英国的机会一样，信息时代给香港的“勇武派”青年带来了创造历史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教育所有参与到这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大博弈的参与者。
习近平派杨洁篪到美国，派胡锡进到香港，说明他有所顾忌，说明他想找一条美国能接受的出路。尽管习近平最终很可能发现，他解决香港危机的方案完全不现实，但这个过程依然非常重要。这个过程不会把坏人变成好人，却可以让更多的好人有更多时间和信息应对未来的大变局。从大局的角度看，香港“勇武派”的坚决抗争不仅为此创造了机会，也或许让北京当局避免了最愚蠢、最野蛮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