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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日记

父亲记日记不是每日必录,而是只记录重大事件。因此,他的日记断断续续,往往隔很久才写一次。我也记过一些日记,但大多是换了新环境开始记几天,之后就停止了。我记的最长的日记是在驻新华社达卡分社期间,当时急于学习孟加拉语,大多数日记是用孟语写的,现在我再看自己那个时期的日记,还得依赖孟语词典。

父亲56-68年期间的那本日记给我印象太深了,其中记载着太多的郁闷、忧愁和痛苦。父亲曾经是个热血青年,4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曾计划去大后方重庆读大学。过长江时,钱全弄丢了,只得作罢。1943年,父亲考取金陵农学院,不久发现是汪精卫政权办的学校,遂领头闹事,结果被开除、通缉,落荒而逃。46年父亲同时考取北大和复旦,上了北大司法组。48年底,父亲向往革命,毅然放弃北大,投奔哈外专。49年参加工作后,父亲曾长期陪同苏联专家建设一汽、南汽等大型项目。父亲工作勤奋,很快受到重用,成为专家翻译组负责人。

父亲曾长期积极要求入党。因申请入党,父亲把自己的历史交代个底朝天,于是组织上从鸡蛋中发现了骨头,认定他是历史反革命,交群众监督。父亲政治上一落千丈,每次政治运动都跑不了。父亲日记里认为,一汽的这个结论太不负责,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1957年反右,父亲34岁。大鸣大放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一些人的言论过于右倾,认为“有问题”。反右开始,父亲上台揭发一位老同学、老同事的右派言论。起初他心里也觉得把那位老同学打成右派太重了,但后来很快自我批评,对阶级敌人不能太温情。政治太可怕了,连我父亲这样善良、一直遭人欺负的羔羊都会咬人了。反右运动之后,父亲的心情彻底灰暗了,从此再没“神气”过。

1960年,父亲对我的出生给予“亦喜亦忧”的评价。忧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日记的后几页撕掉了,想必是当年父亲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担心别人看到什么,自己主动撕了。我6-7岁时,有一天半夜来了一大堆红卫兵,戴着袖章,要抄我们的家。我惊恐地站在床上,看着他们翻箱倒柜,把许多书和照片都拿走了。

父亲的日记显示出他对政治运动并不反对,而且还积极投入其中,认为自己应该加强政治思想改造。似乎到了1963年,他还对入党抱有幻想。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自我批评,一再批评自己太消极,没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云云。

文革结束后,父亲成为离休干部,政治待遇与过去有了天壤之别。但他仍然是个极其低调的人,对政治上的事情轻易不发表看法,偶尔讲两句,大多轻描淡写,只是从他的日记里仍能感觉到知识分子臭老九不服软、不迷信的那种倔强劲儿。90年代时,父亲还经常说自己要写一本回忆录,名字叫作“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我也曾鼓励他写。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完成这个心愿。现在看他的日记,我发现他似乎一直在准备写这本书,做一些基础资料准备,但一直没有真正动笔。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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