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港台电视31邀约了访港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与陶杰就反修例进行对谈，我看了开头，发现那个官媒打手可以用“站稳立场车大炮”来形容，而陶杰闻言则一边阴阴嘴笑，到他说时似乎也口下留情，于是觉得没什么看头，就没有往下看了。
想不到在大陆网页却看到翻墙看毕全程的网民回应，指陶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竟抛出毛泽东的两个理论，将老胡逼到了墙角：一个是毛泽东‘内因外因论’，大国把此番香港反修例风暴的第一位原因，定性为‘西方反华势力策动的颜色革命’，岂不是坠入‘外因决定论’的大坑里了吗？老胡面露难色，无言以对，因为他无法回答当下香港事件的内因究竟何在！另一个是毛氏‘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论’，陶杰说港青的问题终归是人民内部矛盾，老胡似乎一惊，因为无论如何他也不敢说当前港府与港青、或中央与港青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吧？”
大陆网民说陶杰“以柔克刚、以智取胜、点到为止”，但陶杰实际上点出了反修例抗争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差异。
内因外因论，出自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之一的辩证法的其中一个要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有申述，它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事情发生和变化的根据。香港的反修例运动，纵使有我们看不到的“外部势力”的因素，如果没有内部因素，外部势力也挑动不起来。但中国统治者从不肯承认对内管治上有任何足以引发民间强烈反弹的失误，也不肯承认大陆人民或香港市民对统治集团有结构性的不满，因此就不顾辩证法，把所有的人民抗争都推到外部势力身上也。
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也是毛泽东著作中的主张，他认为，对敌我矛盾应该采用专政方式解决，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应该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
话虽如此，但毛治时代就一直用专政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施政除了强制还是强制，而且是暴力强制，对人民不断残酷压迫，对于有可能威胁其权力者，包括长期共同奋斗的“自己人”，更是没有最残暴只有更残暴。在香港问题上，中共和港共自然在口头上不承认是敌我问题，但从近来克警对示威者乃至一般市民往死里打的凶暴手段来看，也正是继承自毛泽东以来一以贯之的处理敌我矛盾手段。
当管治集团把市民当敌人的时候，市民把管治集团特别是警察当什么，还有选择吗？
实际上，以打江山而坐江山、土包子治国的中共政权，除了武斗的暴力手段根本使不出文斗手段。因为文斗要靠讲道理，靠对于理念的精确陈述。毛凭其霸道与文采，邓靠他的权威谈吐，还有一些文斗的本领，到习近平，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都表现出思想陈旧，意识低下，视野狭隘。9月3日，他在中央党校为中青年干部讲授“开学第一课”，在新闻稿中，“斗争”一词据统计出现60次。只会“斗争”的政权，要港共贯彻的也无非“斗争”而已。以香港人不屈不挠为自由而抗争的情势来看，对世界上最温和、善良和坚定的年轻人残酷斗争，将产生的可能就是“揽住一齐死”的悲剧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