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刘峙妻弟黄兆楠的右派档案

黄兆楠的档案

在旧书摊上，笔者偶然买到一部被废弃的人事档案。档案共210页，约15万字。卷宗的斑驳污迹和因水浸造成的一些字迹的消失，反映这部旧卷宗经历了多年人生风雨的洗涤。从卷宗封面印有“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认真搞好斗、批、改”来看，它是在“文革”时期装订的。

这部档案反映了社会基层一个右派分子的痛苦和企望；反映了一个原本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勇于提意见、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最后被“改造”成自污“党和人民的罪人”、视海外亲人为“我的敌人”的人。尽管努力改造了七年多，终于得到好评的这个身为“反属”、有海外关系的右派，摘帽仍然遥遥无期。

一、档案概况

这是一个名叫黄兆楠的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是吉林省辽源矿务局。档案内包括1957年政工部门将黄定为右派的材料，1962年至1964年间他的“现时表现”和鉴定的材料，共9份。没有摘帽方面的纪录。其他为黄本人书写的材料：4份“入党申请书”（1953年10月25日至1954年9月30日），20余份“向党汇报”即“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改造规划”以及“保证书”等（1963年至1965年）。

从档案来看，黄兆楠原籍江西吉安，1927年生，本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伪官吏，加入过三青团。少年时代生活艰难，上中学的学费靠资本家姑父施舍。抗战时期在四川一家兵工厂艺徒学校半工半读，1941年和富有的大姐取得了联系，才上了高中和大学。四五十年代先后就学于辅仁大学、南京大学。1951年7月于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分配于吉林省辽源矿务局的干部学校（下简称干校）任文化教员。1955年肃反运动被审查，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

1957年鸣放期间，黄兆楠对矿务局和干校领导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运动提出了意见。1958年5月15日，经矿务局党委定为四类右派分子，被撤职并降薪三级（月薪由68.5元降至45元），劳动改造。1962年1月从市农场调回，先后被分配在平岗矿的建材厂、选煤厂和生产学习中队劳动改造。

看来是由于黄的右派问题，1958年冬妻子与他离婚，带独生子去了黑龙江省。体弱多病的黄兆楠，自此孑然一身，过着孤独的生活。

黄兆楠有“海外关系”，还属于“反属”。他的母亲、大姐、二哥、三哥、二姐，在美国居住，此时与他没有通讯联系。他的大姐夫二姐夫当时均在台湾任要职。

大姐夫刘峙，为1949年中共宣布的第25号战犯，国军上将，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赴台后先后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二姐夫刘子清，为国军中将，曾任第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江西省保安副司令，赴台后，先后任“国防部”参议、凤山军校政治部主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

黄兆楠1954年9月30日的“入党申请书”片段

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

解放后，黄兆楠就积极靠近共产党，50年代初期多次要求入党。1953年10月25日他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此后两年，又先后写了《决心书》（1954年除夕），《迎接党的生日向党提出保证》（1954年7月1日），《伟大的国庆日向党宣誓》（1954年9月30日）。

在1953年的《入党申请书》中，他工工整整地写道：“在党不断地培养与教育下，通过‘思想改造’，我认识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因为共产党员毕生为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事业——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到底。我有信心与决心，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即或是牺牲自己。因此，我要求党审查我，考验我，吸收我做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4年国庆节前夕，他“向党宣誓”：“我要用毕生实际行动，实现我毕生意愿，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就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后，黄还将他“改造汇报”材料的名称，写为“向党汇报”，在交给人事科的同时，还将复写件交给党支部一份；每份汇报材料，抬头写的都是：“亲爱的党”，可谓“赤胆忠心”。

组织上一份关于黄过去表现的材料，也认为黄“运动前一贯表现积极，要求入党，并经常将自己工作思想情况汇报给组织。”

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怎么不到四年，就成了右派？他究竟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呢？

《右派分子黄兆楠主要反动言行》片段，1964年7月13日

三、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组织方面的材料，主要有《黄兆楠的特点及顾虑与运动中的表现》，《右派分子黄兆楠鉴定》（1962年9月2日），《右派分子黄兆楠政治鉴定》（1962年11月7日），《黄兆楠1963年12月29日在年终会上的发言记录及评语》，《右派分子黄兆楠主要反动言行》（1964年7月13日），《关于黄兆楠的现时表现》（1964年7月15日），《右派分子黄兆楠登记表》（1964年7月19日），和未标明年代的《右派分子黄兆楠的思想动态》、《右派分子黄兆楠的反动思想和工作现象的表现》，以及工段长岳××写的《对黄兆楠工作表现的鉴定》（1964年1月24日）等10份。

《右派分子黄兆楠主要反动言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黄的“右派罪行”。全文如下。

【一、污蔑党及仇恨新社会

1.知无不言，一言难尽，言者挨整，闻者记账。知不敢言，一言难尽，有则加罪，无则记账。

注（原注，下同——编者）：这是在局委鸣放会上他讲的。原话的前言是：干校民主空气淡薄，不依靠群众，单听积极分子汇报。因此他说有些人认为是怎样。

2.“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这点我体验的很深刻。注：大鸣大放期间他见到光明日报上有的右派分子讲这样一句话，自言自语讲的。当别人问他时说，因为亲友现在都不来信了，意思说新社会冷酷无情。

二、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1.学校肃反是宁左勿右，拿好人当反革命。不让我结婚是违反婚姻法。

注：于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党局委鸣放（会）讲的。

2.你问他（指原干校校长赵志高）知道洪秀全是怎样失败的不？

注：五七年六月于黄××家和郑××讲，说干校在肃反时给（把）他整了。

3.干校对知识分子利用、限制，党团员特别吃香，对干部使用、提拔犯严重的宗派主义，党团员提拔培养，群众变相降级，思想改造是整人，这样作法不如旧社会。

注：这些话是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党局委召开鸣放会上说的，最后一句是在小组斗争会上说的。

三、丑化党团员和知识分子

1.干校领导不懂业务，有个小集团，小集团还有个核，核很硬，一定要给敲碎。干校领导不走群众路线，单靠积极分子汇报，积极分子是刺鬼，外围。

注：前两句是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党局委鸣放会上讲的，后一句是在七月间和同志们讲的。

2.党局委刘部长于五七年五月作关于审干总结报告时，他写匿名条子，提出意见，进行攻击。意见内容如下：

(1)对觉悟低、没有提拔的干部闹情绪，进行批评，是对的。这一部分是多数还是少数。

(2)被提拔干部有30%是业务（人员），觉悟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造成的，客观引起了一些意见是否奇怪。

(3)不合理的提拔，是否“可能有”吗？不是肯定有吗，没有发现吧。

(4)听您报告的人，似乎都成了您教训的对象，最好是区别明确一下是多数还是少数。

(5)干部政策的优点和缺点。希望从主观和客观两面分析一下。

注：当时正处于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右派嚣张时期，显然他是攻击。】

这些言论，就能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吗？不过是对矿务局及干部学校的领导，在执行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工作方面，提些意见和发点牢骚罢了。

那个时候党中央宣布的政策是动员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组织的态度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反右的解释是：“引蛇出洞”，“阳谋”。郭沫若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反右的时候，黄的态度，组织的记载是：“装作镇静，手段狡猾”，“一当组织揭发就痛苦流涕”，“在最后揭发其现实活动时，表现很害怕，表示他算完了”。

三、黄的思想改造情况

1958至1965年七年多改造期间，黄兆楠的思想情况如何呢？就思想汇报来看，黄兆楠是“认罪服法”的，积极而努力地“改造”自己，以“早日摘去可耻的右派帽子”（引自黄的汇报材料，下同）。他积极汇报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1957年反右以后至1961年在市农场劳动期间，写“改造日记”交组织审查。此后经常写思想汇报，1963年每月一份，1964年二季度以后每季一份；年初有改造规划，年底有改造总结；里面还有许多专题的汇报，如《考验与改造》《听党的话，谦逊学习，不臭不硬》《要真改造，不要假改造》《时间的考验》，以及《划清阶级界限》《应该艰苦一些、再艰苦一些》等等。

在思想汇报中，他不断地解剖自己，检讨自己，并吐露他的喜悦、痛苦和愿望，以及对国内外大事的认识——汇报中有大量关于国内外大事的感受，如对于1962年蒋帮侵犯大陆一事，他在《1963年改造总结》中写道：“在蒋帮叫嚣企图登陆窜扰时，（我）坚信在党英明领导下，全国军民有力量将它们彻底消灭干净，更加强了对反动派的仇恨。”

黄对自己的“右派罪行”进行过多次批判，上纲上线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说自己“猖狂向党进攻”，“企图断送革命”，“恩将仇报”，“认清了自己过去反党反人民的丑恶面目，和修正主义是同流合污，异曲同工”。

其中系统而全面的一次自我批判，是他1963年1月写的《彻底认罪，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主和一切反动派划清界限！永远跟着党走！》。他写道：

【……我污蔑干校肃反“过左”了，是“宁左勿右”。从事实上看，干校的肃反并未冤枉一个好人，结论都是正确的，在肃反当中也从未打骂过一个人。我说“过左”了，也就是说肃反这种激烈斗争是过火了。干校党总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肃反方针政策，我说是“过左”了，“过火”了，这和修正主义者在今天扬言可以取消阶级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又有什么两样呢？……我污蔑干校肃反“过左”了，不是取消阶级斗争的翻版么？我是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很明显么？

我说干校只提拔党团员，群众则变相降级，听来似乎是为群众抱屈，为自己抱屈，实质起到了煽动群众反对党，取消党的领导的作用。党团员是群众里面的一员，是有觉悟的群众，与群众水乳交融，在群众中起到先进、带头作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难道提拔有觉悟的、先进的人，让他们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多负一些责任是不好的事么？……很明显，我的这些谬论是向党和人民进攻的语言炮弹，是为人民的敌人所欢迎的。

我写条子质询刘部长的报告，没有把产生不合理的提拔的主客观原因说明，我是在发泄干校没有提拔我的怨气，把我这个“人才”埋没了，……像我这样的观点、立场的人，什么人会欢迎我能爬上去呢？人民是不欢迎的。

我的主要谬论的实质……和今天修正主义者铁托叛徒集团的主要反动论点不谋而合。修正主义者铁托叛徒集团希望大家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可以不通过革命，不通过阶级斗争，不通过夺取政权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会变的。我说肃反“过左”了，“过火”了，和不要阶级斗争有什么两样呢？我希望群众中落后的也能受到提拔，这和铁托叛徒集团扬言让工会群众组织来代替党的领导有什么两样呢？我说人事工作没做好，搞糟了，这和铁托集团骂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集团，内部应该改组又有什么两样？】

黄一心一意要改造为新人。汇报中，黄经常表达他成为右派的痛苦，和盼望早日摘帽的急迫心情。其他右派陆续摘帽，他的心情更加着急，他“希望像特赦一样能摘掉右派帽子吧。甚至计划一旦摘了帽子，怎么去接儿子回来，怎样安排他进保育院，可能的话找个对象，成家……。”他十分懊悔过去：“由于我过去的错误立场、观点、思想，使我在1957年犯了不能弥补的错误，……这几年来的改造中，经常自食一切药里最苦的药——‘后悔药’。”

黄兆楠迫切地希望得到组织的教导，多次呼吁：“希望党多谈话、多教育”，“帮助我在今后的改造中更加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然而，看来组织极少找他谈思想改造方面的事情。

尽管如此，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同时对于周围的存在的不良现象如赌博等，也能够提出意见。他的劳动成绩经常被评为“五好”“四好”，他还建议领导对“五好评比”的庸俗化弊病予以纠正：“我认为在选煤厂评的‘五好’水平很低，只要上了满班，没和人闹意见，干活一般，学习没迟到，就保险是‘五好’，这怎么能行呢？这里面问题很多……”

四、黄的劳动改造情况

黄兆楠带病努力劳动，并多次提出技术革新建议。早在参加工作的初期，黄就患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十二指肠溃疡，曾被安排在苏联专家餐厅吃西餐。打成右派以后，劳动改造期间，经过医院鉴定和批准，他曾经多次住院治疗。尽管医生多次告诫他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但他在每次病休一两个月以后，又尽可能参加体力劳动。1963年6月的一次劳动中，黄不慎摔倒，鼻骨和脸部受伤，眼睛也睁不开了，治疗了几天，不顾医生劝阻，继续上班劳动。

下面是黄汇报中的几个片段：

【这个月因病未愈，继续休治，中旬曾征询医生意见，愿边治病连做点活，医生知道我是力工以后，认为不行，未同意。和工资科的池同志谈过，让我病好了上班再安排工作。我已经休治两个月零十天了，长此下去，真是令人焦急！干拿工资，成了废物。（1963年2月27日）

本月下旬，我要求像在现有休治条件下分配我干点什么工作，经工资科研究后允准了，分配我到长安二井选煤厂选矸子（即煤矸石——编者）。已经报到了，通知我在五月二日开始上二班。我很高兴，我一定会尽力去干，因为多少对国家和人民来讲能有一些贡献，要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选矸当中，我同样不服输，我不是不服女工，我较量的对象是矸子，我要消灭它们，要像那些快手女工一样，既快且准，又稳又狠。……拣呀，拣呀，一个礼拜左右，我的速度快多了，能左右开弓，像女工一样了，……同样，平车、推碴子我没有落在后面。我是高兴的，因为我是有意识地在克服一些困难，而且战胜了它们……（1963年4月）】

尽管如此，多病的他，内心是痛苦的：

【我在劳动的行列里是一个弱者。体质本来不好，又瘦又小，从来没到过九十五斤体重，另外又加上有病，弄得“弱不禁风”，娇滴滴地，干起体力活来连个“老娘们”也赶不上。……六年来的劳动改造，劳动本身并没把我难倒，没病的时候，我什么都干过，也没害怕过。可在体力劳动面前，让这个鬼病把我难住了，不得不做最轻的、最简单的劳动——选矸。要不是“病”，我做点重活，贡献更能大一些，是多么高兴啊！（1963年4月）】

黄兆楠绘图的一项技术革新建议

黄不仅努力做好本职劳动，同时钻研技术、关心班组工作。他多次提出技术革新建议：1963年提出在平车煤仓下安装一个半自动的刮板，得到了选煤厂党政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他制作了装车划线手册，经支部书记审核后，发给各班的应用，黄“因此有十来天的业余时间没有得到休息，但心情是愉快的。”还向厂领导提出附有设计图的三项技术改革建议。他还多次提出一些关于工人加强文化、技术学习与技术考试的建议，他写道：“我们的班组长都不会算术，百分比、立方米、比重等等都不会计算，组员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如果本身不明确质量指标，那就心中无数，糊里糊涂了。希望上级能为我们厂制订学习计划，包括技术学习在内。”

五、党组织对他的评价

从组织鉴定来看，1962年书写的几份评价都不好，1964年下半年以后，评价较好。

1962年9月2日署名建材厂党支部的《右派分子黄兆楠鉴定》，其中写道：

【一、在工作方面的表现

（一）……由厂里分配工作时，首先挑轻躲重。叫他到车间搞工人工作，该人说搞工人工作够呛，还是搞过去那样工作还行。厂里领导给他谈了工作问题：根据你的体格，给你找适当的工作。再没提出其他意见，从事了工人工作。

（二）当从事工人工作以后，（他）就提出意见，说我挺大一个老爷们，还没挣过老娘们，真是不好说。为此在工作上，就东走西看，放弃了工作，重视了报纸。一看送报纸的来了，不管在什么时候送来，放下工作去看报纸。当原来的工作停止啦，又分配他其他工作，不说不去，但是只做一天两天，就提出自己干不了，病够呛。为抵制工作，说我请一天假吧。当没给假时，就去医院看病，看私伤。

（三）现在又提出了要求工作，（说）我看筛沙子那个工作不错，是否领导能答应我，叫我去筛沙子去，另一个（问题）也应该把我的工种定下来。

（四）（他说）关于我病的问题，咱们这医院看不透，没有治我的病药，只有我从天津带来的药。医生叫我吃我自己的药，叫我休息。这一点，他去看病，医生没有批，叫他休息，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去看病就批了，给时间休息，以此掩盖消极怠工。

二、政治思想表现

1.该人在政治思想上，有对党不满情绪，曾说我现在十几年的文化没用了，我也没有什么前途了，破罐破摔。

2.（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决定我下放到农村，让我个人找地点落户，办理落户手续，并给我假。可我请假走后，途中病啦，就延了假期时间，可是回来扣我工资和粮票，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3.工资粮票发给的同时，干部科指示，叫本人写书面材料，当厂子叫他写书面材料时，本人说，这个材料我不能写。当领导问他为什么不能写，该人说写了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为了工资问题）。上述是他对党不满的具体表现。

4.当蒋介石窜犯我国沿海大陆时，刘书记找他谈话，说你应该加强学习。他说，我不用学习，我早就知道了。

5.该人在当记录员时，对于工作也不认真。每天在记也是马马虎虎。就是依靠工人自己报的数字来记，也就是粗枝大叶而已。

6.该人兄弟于本年8月26日从天津来信说，我哥哥请假为什么不给开工资？谁给你们规定的？……

上述情况属实，但无有优点，谈到该人优点只是□□（按：字迹不清，下同）化，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优点。希领导对该人实际表现情况加以分析。】

同年11月7日煤矿党委写的《对右派分子黄兆楠的政治鉴定》，全文是：

【右派分子黄兆楠，在改造中表现是不老实，口服心不服，对党不满，未有悔改之意，口是心非，表现很坏，工作中抱有拿轻躲重、破罐破摔的态度。

该人在四年来的劳动改造和党的长期教育下，没有很好的改造。虽然向组织写思想汇报情况，但没有认罪的表现，在思想行动上表现不老实，如1962年6月13日蒋匪帮妄想窜犯我东南沿海大陆消息后，组织找其谈话，叫其参加学习时，而该人□□不学习，反而说“我不用学啦，我早就知道了。”又如，该人去天津回家，超过假期回来，领导找其写书面材料，而又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说这个材料我没法写，写出来也不能解决啥问题。

□□□□□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敷衍了事，坐在办公室，只听工人报的数字，而不实际深入现场，不服从领导分配，不安心工作，闹工资，讲待遇。由于该人在改造中表现不好，在做现场记录员期间，工作不负责任，在精简干部中，领导找其谈话，叫当工人，参加劳动，而该人表示不满说，当工人真够受，不如原先当现场记录员。并借口工作干不了，经常泡私伤，跑医院，以有病为名，消极怠工，并宣扬说他的病矿医院治不好，以此借口休息。在各项运动中没有什么突出表现。

根据以上现实问题，该人在改造中是不接受改造的。】

1963年12月29日煤矿在“黄兆楠在年终会上的发言记录及评语”写道：“该人在工作中因身体患病有时不能坚持工作，工作一般，向组织汇报比较及时，在这次交心会上，表现一般，但接触思想还是有距离的，几年没改造好的原因谈的不多，在会上能向他提出意见。”

1964年4月16 日《右派分子登记表》的“单位意见”栏，写的是：“现时表现一般。”此后突然有了很大改变。

7月15日的《关于黄兆楠的现时表现》写道：“该人工作积极肯干，在运动中按时参加，发言积极，思想要求进步。利用业余和休息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

7月19日《右派分子登记表》的“审查意见”栏，写的是“表现较好。”上面盖的是“中国共产党××矿务局委员会肃反清理办公室”的公章。

段长的鉴定：“缺点没有发现”

黄兆楠劳动所在工段的段长岳振金，应该对黄最了解了，他1964年1月24日书写的对黄评价，全文如下：

【黄兆楠：工作表现很好。如在选煤厂，本人有溃疡病，医院批15天私伤，结果只休2天就上班了。上班那天，段长岳××同志问，你私伤没到期，你上班能行吗？黄说，段长，我这个病10天半个月没有什么效果，上班吧。以往工作情况都很积极，工作还是任劳任怨的。每天上班来，不说东不倒西的工作，没有其它的坏表现。另外在工作当中很动脑筋，有一次他看到漏斗漏在车里一堆一堆的煤，还得用平装工人，他向岳段长提出合理化建议，今后应当改一个像爪板流子，不就节省平装工人了吗？看起来这个人对工作还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这项合理建议，科里没有采纳，但精神还是好的。再一个是工作和学习都参加。缺点没有发现。】

六、为什么没有摘帽

从黄兆楠的劳动改造、思想汇报以及1964年组织和基层工人对黄改造情况的评价，总的来说是好的。那么，为什么戴帽7年多直到1965年初还没有给黄摘帽呢？

这恐怕就要从那个时代同“政治生命”紧密相关的个人成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方面来分析了。

黄的成分是学生，这没有什么不好；曾是三青团员，这通常被认为是“历史污点”，但他早就交待清楚了，肃反结论也认为是“一般历史问题”。

关键的问题，恐怕就在于他是战犯刘峙的内弟！刘峙何许人也？“国军”上将，内战时期担任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匪”总司令。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到过他的大名。刘峙后来在台湾任“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他的二姐夫刘子清是刘峙部下的将军，在台湾也曾任要职。何况他的许多亲属又居住在“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国家，海外关系问题何其“严重”！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迟迟没有给黄摘帽：给战犯和台湾要人的内弟摘帽，当然要“慎之又慎”（尽管他表现甚好），千万不能因此犯政治错误。

看来黄兆楠也知此情由，他在“汇报”中，经常“为海外有亲属和社会关系而苦恼”。他在1963年2月27日《向党汇报》中写道：

【这五年多的改造中，我参加了平均每年约两次的摘帽子促进会。一九五九年国庆那一次我正住矿务局医院治疗，看到报纸登载特赦战犯的消息，我想，战犯都得到了特赦，我这样的右派分子，错误“不算严重”，处分也比一般的轻（右派第四类，撤职降薪），别的多半是生活补助费，我还拿工资，大概劳动改造了壹年多时间也就差不多了。这次很有希望像特赦一样能摘掉右派帽子了吧。甚至计划一旦摘了帽子，怎么到鸡西去接儿子回来，怎样安排他进保育院，可能的话找个对象，成家……。想想很美，可就是把自己是否改造好了，是否符合三项标准给扔到一边了，想得很少。

以后哪一次摘帽子也没有我。头几次我想，凡是出身成分好，表现不大离的，都能先摘，我够呛。虽然我父亲生前是个小科员，相当于中农成分，但我的社会关系坏，我姐夫刘峙是个大战犯，也不知死了没死，把我坑苦了。填什么表格，别人一看都免不了感到惊奇；另外，我念书的时间太长了，在学校的时间，加在一起一共有二十一年，要是没念书或是少念几年书，也能好一些。

实际怎样呢？以后的几次摘帽子促进会证明，我那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念很多年书而同时又是地主或富农成分的，同样摘了帽子。

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明白过来了。只要符合了三项标准，谁都一样能摘掉帽子。相反，出身成分好，没有文化，如果不符合标准，也同样不能摘掉帽子。亲见的实例不少。这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改造的政策和三项标准是不会变的，等待、幻想、机会主义，这些东西趁早清除。必须以“变”来应“不变”（改造政策和三项标准）。政策标准不会变，要变的是自己的立场、观点，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来说明。】

黄兆楠1963年2月27日《向党汇报》中的说：“我姐夫刘峙是个大战犯，……把我坑苦了。”

1964年底，他在《划清阶级界限，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结合当前阶级教育和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后的个人认识》一文，全面分析和批判了他那个复杂的家族包括各个人和他自己。文中写道：

【两个姐夫，都是反动派头子，刘峙带着他的花岗岩头脑进了棺材（编者按：实际上刘峙当时未死，1971年才病逝于台湾），二姐夫刘子清据省委下来的张同志告诉我（1957年秋经局委，指示我配合和平解放台湾，给亲属写信时），还是台湾的一个反革命头目。

仍在海外的我的亲属，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人民的罪人，当然也是我的敌人。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观点没有得到改造，发展到一九五七年，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的代言人，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急先锋，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

因此，黄兆楠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我要和这个旧黄兆楠划清阶级界限，并且经常不断地和他进行斗争，拿这个忘恩负义的旧黄兆楠做为我的子孙后代的反面教材！】

综上所述，黄兆楠本来是个积极上进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在鸣放中给单位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就在“阶级斗争”大棒的无情打击下，沦为“阶级敌人”，此后被撤职降薪、妻离子散，带病在监视下长年从事他难以胜任的体力劳动。在左的路线强力压迫下，他的一些原本正确的思想也被扭曲。尽管黄兆楠努力改造自己，可是，看来正是由于有严重的“反属”及海外关系，使得他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迟迟不能摘掉。

1965年年初，“四清”运动正在全国逐步展开，新的一场阶级斗争的锣鼓越敲越响。如果到了1966年上半年还没有摘帽，头顶右派分子帽子、身负“战犯内弟”“海外关系”沉重包袱而又体弱多病的黄兆楠，还能经受住“文革”风暴的摧残吗？

从包括入党申请书在内的档案被人事部门抛弃的现象分析，不免令笔者对他的命运产生一种凶多吉少的担忧。如果黄兆楠能够幸运地浩劫余生，现今该是近九十的老人，也早和海外亲人取得联系甚至同在黑龙江的妻儿“破镜重圆”了。若能如此，祝黄先生安康、幸福。

《记忆》2015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