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暴力、法外暴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三年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文革当局推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非如此，他们就不能动摇和推倒当时的党政体制。在他们利用和推动这种群众暴力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和事后的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可以说是文革暴力的发轫点。笔者在一九六六年北大“六一八”事件时，是北大数学力学系四年级学生，当天在校园内目睹了这种野蛮暴力的实施。五十余年后，我仅以这篇短文记下对这次最早的文革暴力事件的追忆和思考。
1966年6月18日上午，我从所住的北大学生宿舍29楼出发，穿过著名的三角地，沿着当年的二食堂东面的空地朝大饭厅（现在的百年讲堂）方向走去，准备去东门内侧的一个阅览室，当时称第四阅览室看书。突然看到三个人沿着南校门入口处的通衢大道，向大饭厅方向奔来，中间一个人，头上戴着由厕纸篓做成的高帽，脸上和身上的白衬衣沾有大片墨汁。左右两个人手执细木棍，像赶牛赶马似的，并对其抽打。我当时十分吃惊，但当他们奔近时我就更加震惊了。中间那位十分狼狈的居然是当时的北大团委书记刘昆。
刘昆是当时北大最有希望的政治新星之一，他是留苏生或留苏预备生。作为校团委书记，他经常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讲话，在北大学子中有很高的威信。文革爆发前，我们数力系四年级力学专业的同学在四川内江地区资阳县参加为期大约八个月的“四清”运动，他是我们北大师生的总领队，是县社教工作队的副队长。1966年春节，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撤回资阳县城，好让农民过年。来自内江地区的当地工作队员也纷纷回家过年，就留下我们北大百余名师生在县城，休息，整顿，过年。我们除了学习，总结经验，还聚餐，开联欢会。清晰地记得，在一个晚上，在大家的起哄要求下，刘昆唱了好几首歌。具体是什么歌，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肯定是苏联歌曲，应该是“喀秋莎”，“红梅花开”这一类的。他的音色纯美，演唱感情充沛，在节日的夜晚把我们从穷乡僻壤，带到了远方的“乌托邦”，让大家十分感动。
笔者当时实在很难把两个形象的刘昆联系在一起。等我回过神来，那两个人已经赶着刘昆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揣着一颗不安的心，我绕过大饭厅继续向第四阅览室走去。路过位于大饭厅北侧的哲学楼时，只见哲学楼大门前聚集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处在骚动状态。我距离他们大约有十几米。当时没有靠近去观察，他们实际在做什么也并不清楚。但非常清晰地记得，有一个东欧国家的留学生跨着摩托车停在那儿观看。然后再看见，他脸色大变似乎极度受惊，踩下油门就飞速离去。这个留学生可能是罗马尼亚的留学生。当时北大校园内少量的国际学生主要来自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随着校园局势的进一步动荡，他们也很快地撤离了北大校园。刘昆戴高帽被两个人追打和罗马尼亚留学生骑摩托车惊慌逃离批斗会现场，像定格的照片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五十余年来未曾消退。
我事后按原计划去第四阅览室读书，读的应该是马恩列斯文集之类的东西。但大约在我读书的时候，北大校园内的多处继续发生背着工作组，乱斗乱揪干部和教师的事情。部分学生还在38楼前设立了“斗鬼台”，批斗了几十个他们能找到的中下级干部、教师。这些所谓的批斗，就是对受害者施行人格侮辱的暴力：诸如戴高帽、游街、泼墨汁、坐喷气式等。这就是文革史上著名的北大“六一八”事件。
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乱揪乱斗现象发生时，正值北京新市委派驻北大的工作组在召开全校大会。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势力利用空隙，有计划地企图争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工作组马上分赴各处制止乱揪乱斗。当晚十时工作组召开了全校广播大会，工作组组长、原河北省委副书记张承先作了声色俱厉的讲话。笔者当时和全班同学一起在大饭厅听了他的讲话。据笔者的回忆，现场气氛十分紧张。笔者也清晰地记得，他讲到不能引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的那段著名讲话、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作为乱揪乱斗的理论根据。笔者当时的直觉是虽然大部份同学都在这种迅猛的高压下觉得不舒服，但也反对戴高帽，反对污辱人，反对野蛮暴力。对工作组能迅速控制局面还是支持的。
张承先工作组事后迅速就“六一八”事件向中央发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和《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九号简报》经刘少奇批转全国，成为派驻各单位工作组的指导性文件。同年七月中，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不满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的传统，向各单位特别是向高校派遣工作组的做法，要拨正文化大革命的航向。经刘少奇批发的《九号简报》就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材料。秉承毛泽东的旨意，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新贵四进北大，或开座谈会或开群众大会，在全国率先驱赶工作组。在7月26日晚上的北大东操场大会上，陈伯达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组织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他借群众之口宣布这个部分北大激进学生对已经靠边站的北大中下层教师干部乱揪乱斗的暴力事件即“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撤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文件。从此以后文革暴力越发不受约束，不断受到纵容和鼓动，越演越暴。最后在全国多地发展成对普通民众，尤其是“黑五类”及其子弟的大规模的虐杀、屠杀和两派群众之间常规战争级别的武斗。
“六一八”事件发生已经五十多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能理解，诸如戴高帽、游街、泼墨汁、坐喷气式这种侮辱个人人格的野蛮暴力会首先发生在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并由资质优良的北大学子实施。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只要稍加梳理，就能发现：先有文革当局以煽动幼稚青年为目的极端野蛮的语言暴力，才有受蒙蔽青年对受害者身体实施的物理暴力。
我们来看看当时引领全国舆论的权威报刊上都讲了些什么吧：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党内不同的政策路线称为“黑线”，号召全党全国向其“开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走资派”、“学术权威”一律诬称为“牛鬼蛇神”，要予以“横扫”。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在批示中称北大为“反动堡垒”，要予以“打破”。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请读者诸君注意：“大阴谋”、“黑帮”、“据点”和“堡垒”，这些都是充满黑社会斗争和战争暴力色彩的词语。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时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后来在他的文革回忆中认为：“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
除了这些头版头条用黑体大字登在中央权威报刊上的战斗号角，还有当时青年学生经常反复诵读的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毛译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译东在同一篇文章中津津乐道的湖南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暴力行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都成了一些激进青年学生效法的榜样。
张承先在6·18晚上讲话说，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看来仍然是定性错误。但他告诫学生不要乱用毛泽东语录则是从本能出发朦胧地感觉到了“六一八”野蛮暴力的精神源头。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确没有必要像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那样尽情地歌颂暴力，他也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实际政策的执行中，如对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处理，表明：他需要这种暴力，他在纵容这种暴力，并巧妙地利用这种暴力。他深知这是让“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权威”威风扫地的不二法门，是在群众中造成恐惧，并以此“发动”群众的霹雳手段，是“乱”了敌人，是他在“乱”中取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疯狂的政治实验强加给全国人民的捷径。
（选自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