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会一门乐器来说，考级有意义吗？
音乐家和教育家往往认为没有。郎朗不但自称从未考过级，还公开表示“不和考级联系，离音乐更近”；上音教授赵晓生曾多次在微博上揶揄、批评考级，认为“除了一张毫无意义的证书，学音乐没有任何需要考级的理由”。
即使是参加考级的乐器学习者，对考级的印象往往也好不到哪去。
根据一份2015年上海地区钢琴考级者的问卷调查，有72.65%的应答者认为考级制度“功利性太强，背离了学琴的初衷”，63.53%的人表示不会以考级判断他人的钢琴水平。
这种看法理所当然，不少学琴生涯完全围绕考级的学生水平都令人不敢恭维，尤其是因为普遍的跳级备考现象，九级学生弹不下来八级曲目者大有人在。
虽然乐器考级如此遭嫌弃，在升学中的比重也越来越低，但中国人民的考级热情却并未随之消散，而且参加者早已超出“琴童”范畴，成年报名者连年增加，考级点逐渐增设到了各种类型的场所。
考级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
中国音乐家为什么不考级
绝大多数当今活跃的中国钢琴家没考过级，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
比如1982年出生的郎朗，父亲曾在文工团工作，家里就摆着一架钢琴，为他启蒙的恩师是沈音教授朱雅芬。
沈文裕从七岁开始跟从川音钢琴系主任郑大昕学琴，王羽佳考入央院附小后师从央院教授凌远，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一个人就教出了李云迪、陈萨、张昊辰等20多位国际比赛获奖者。
其他80后钢琴家的成长也多有类似环节：出生于距离艺术更近的家庭，幼年起步就由著名学院的教授指导，考入音乐学院附小或附中，上大学的年龄之前就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然后出国深造。
中国上一代琴童的这种晋升道路，是仿照苏联的音乐教育体系设计的。
这套体系的关键在于双轨制：在普通中小学中，将音乐当作美育的工具；同时广泛建立音乐小学、中学，集中培养天才儿童。
不过，与苏联相比，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起步晚得多。改开以前，专业人士不但数量稀少，而且集中生活在北京、上海、沈阳、成都等艺术教育发达地区，还多有留学西方或师从苏联专家的危险背景。
即使到了1980年代，内陆城市能演奏钢琴的老师往往还是一只手就数得出来，有教学经验者更是凤毛麟角，当地人接触郎朗那种音乐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
钢琴在当时的中国也极度稀缺，直到1980年代初年产量都仅有1万多台，哪怕有钱都很难买到，结果产生了投资价值：据时人回忆，1970年代末托关系花1000多元购得的钢琴，弹过几年嫌旧了，竟能以数倍价格出手。
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买钢琴都经常会困难重重，各城市的配销数量有限，难免要提前一年预订才能购得，甚至据说有“买一台钢琴须搭配销售20台脚踏风琴”的霸王规定。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苏联人买琴要容易得多，80年代初一台钢琴只卖560卢布，相当于城镇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苏联人将其当家具看待。
即便如此，在苏联走音乐道路，仍然面临着极为残酷的筛选。
苏联音乐教育家拉古金用“金字塔”来描述苏联的初等音乐教育体系。1986年，苏联各地共有8387所七年制儿童音乐小学，260所音乐中专和艺术中专，28所特殊中等音乐学校，32所高等音乐学府。
只有15%的儿童音乐小学学生，最终能够走进专业高等院校。可想而知，这套体系的主要作用不是普及，而是选拔出真正的天才。
中国的初等音乐教学体系虽然不如苏联这般“金字塔”，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如出一辙，而且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很少向广阔天地辐射。
在朗朗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时代，共有三千多人报名，只录取14人（一说15人）。在今天，这个比例更为悬殊，以至于孩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可以登上地方新闻。
不过，伴随着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变革，中国人与钢琴的关系也在迅速改变。与苏联音乐教育体系平行的考级系统，也将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
中国钢琴下沉史
改开以前，除了少数曾经对外开放或者被外国占领过的大城市，中国绝大部分人对钢琴都非常陌生，以至于文革后期某些地方组织钢琴表演时，需要提前介绍该乐器的来历和性能。
文革之初，钢琴还曾作为资产阶级的象征受到批判。为了拯救这项艺术，1967年5月23日，钢琴家殷承宗把琴抬到天安门广场，由群众点奏弹唱语录歌和《沙家浜》，之后又巡回两周之久。
在殷承宗等人的努力下，群众看到了钢琴也能革命，这门艺术的火种总算得以保存。
文革结束后，殷承宗作为江青同党受到审查。
部分是因为样板戏和语录歌，上海北京等地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大量被分配到内陆省份，这些地方抄家得来的钢琴也分流到各地。
这些含泪上路的年轻人，将钢琴艺术带到了遥远的中国腹地，等到文革末期和改开初期，他们便成为了当地的第一代非国营钢琴教育者。
如郑州一位钢琴教育家，1965年毕业于上音作曲系后分配至河南省戏曲学校工作，1982年因为未被批准涨工资而开始招收业余学生，“体制内损失体制外补”。
新兴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中国钢琴伴随着财富的初步积累而走进千家万户。到1990年代初，中国钢琴年产量已迅速飙升至10万台。
钢琴是耐用消费品的代表，其保有量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之一。
截止2017年，中国每100个城镇家庭平均拥有5.82台钢琴、5.87件其他中高档乐器，虽然低于西方发达国家20台左右的规模，但对于一个五十年前还在打倒钢琴的国家而言，已经堪称奇迹。
学琴者数量激增，教育者越来越商业化，苏联式的音乐学校和竞赛选拔体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中国人转而向西方世界学习另外一种教学评判体制。
1989年，中国音协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派人到香港，将港英的三大考级系统学了回来，在广州组织了大陆第一次四个科目的业余乐器考级。
在野蛮生长的音乐教育市场上，有了考级，琴童和家长便无须过分担心社会上找的钢琴老师是否专业。即使全家人都毫无音乐常识和文艺背景，他们也能根据考级体制提供的标准，对老师和自家孩子的水平作出八九不离十的判断。
琴童数量暴增，考级成为了一块巨大的商业蛋糕，如果中国的钢琴学习者真像近十年前音协采访中声称的那样有三千万人之多，仅报名费都会有每年几十亿元的规模。
在钢琴的带动下，其他乐器考级也各自升温，尤其是民族乐器在21世纪大举升温，2008年国内古筝考生首次超过小提琴。
越发熟练的考级机构，也不再将自己局限在音乐上，舞蹈、美术、书法、朗诵、播音主持均可考级。各大机构考级点的设置也越来越均匀，曾经琴童要坐几小时公交车上课的内陆郊区县城，不少都已有了自己的考点。
然而，考级市场虽然如火如荼，但中国考级本身却越来越遭嫌弃，甚至在最重要的提高升学竞争力方面也节节败退。
中国考级为什么容易歪
1990年代，考级在中国初生不久，便有人对大量琴童为了考试升学而奋力考级的做法大加批判，认为这既破坏了音乐教育，又影响了学校招生的公平性。
不过，在国外，艺术考级从一开始就与升学挂钩。
考级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美加澳都在经历钢琴热，从人们富裕起来到留声机、收音机、电视出现之前的短暂空档，钢琴和其他乐器为这些移民国家的普通家庭提供了难得的娱乐。
1890-1900年间，美国钢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人口的五倍。到20世纪初，这个人口不到八千万的国家，竟然拥有了一百万架钢琴。
1834年才造出第一架钢琴的澳大利亚，钢琴制造业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从1926年到1927年，澳大利亚售出了两万四千台钢琴，当时全澳的人口只有六百多万，还不如今天的驻马店多。
哪里有民众的自发需求，哪里有成规模的商业音乐教学，哪里就有考级。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伦敦音乐学院（LCM）、伦敦圣三一学院（Trinity Exams）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ABRSM）的音乐考级先后诞生，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考试系统。
在国外，音乐考级至今流行。每年，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万考生参加英皇考级，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万考生参加圣三一系统的考级。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打磨，这些考级体系已经非常成熟，覆盖从器乐、现代音乐到表演的众多艺术门类，不仅提供业余级别，还提供专业演奏、文凭、教学级别的认证。
在升学方面，英皇考级列入了国际学术资质认证体系（NQF），6-8级相当于英国的“高考”A-level水平，持证申请英国高校可以获得加分，入学之后也能兑换学分。
近十年来，英皇考级开始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置考点，成为不少琴童家庭的新选择，尤其受到准备送孩子到西方留学的家长的欢迎，直到近期部分地区的英皇考点突然被暂停。
与之相比，中国的音乐考级却越来越不受待见，不但在国外罕有认可，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艺术特长生也都不再要求社会考级证书。
早在2012年，清华、北大就先后取消了报名条件中的“获得社会考级最高级别证书”项目。即使是中小学，录取艺术特长生也主要依靠学校测试，不再考虑考级成绩。
中国考级为什么这么遭嫌弃？
与国外考级相比，国内钢琴考级最大的槽点是技术难度相对突出，同时相对又不看重考生的音乐基本功。
比如英皇考级，从6级开始就要求乐理，而中国的考级中，除了最严格的中央音乐学院从5级开始要求乐理，上音和音协的考试9-10级才要求乐理。
英皇考级的乐曲部分是不要求背谱的，并且包含了视奏考试，给出陌生的谱子，现看现弹，考的就是学生的看谱能力。
相反，中国的钢琴考级更强调“肌肉记忆”。参加考级的学生通过大量反复练习考级的几首曲目，背得滚瓜烂熟，就有很大的希望通过。
·对于手指技术的偏重、对于理解音乐的不重视，导致“60分钟学会钢琴”的速成法大行其道。图中的培训机构“疯狂钢琴”现已倒闭跑路
偏偏国内考级曲目对手指技巧又要求颇高，到八级以上开始出现肖邦、李斯特的高难度练习曲，而考生往往还在上小学初一。除了少数天才选手，一般很难像考级标准要求的那样，“艺术表现完美、达到较高的演奏水平”，再加上薄弱的基本功，其演奏对考官来说近乎折磨。
“以鼓励通过为主”
尤其有损考级声誉的，是考生们即使在考官面前弹成这种水平，往往也还是会被裁定合格，甚至能通过相对严格的十级考试，拿到证明他们“对音乐的整体掌握和理解基本达到音乐学院专业基础水准”的证书。
不少家长担心孩子中学以后练琴耽误课业，往往追求在六年级或初二以前大跃进至满级，琴童不得不忽视基本功并多次跳级，每次都专注于练习应付考级的四首曲目，学习过程极为机械、痛苦，最终通过十级时难免因为“再也不用弹钢琴了”而欢呼雀跃。
这种现象能够存在，是因为考级首先是市场现象，和中国职业艺术家的培养体系是完全不同的轨道。
在2004年《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出台之前，随便一个艺术培训机构都能办考级。法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供给侧，不过有资格办考级的机构仍旧堪称泛滥。
截止2019年7月，中国有92个机构有办理艺术水平考级的官方资质，囊括了各种各样的大专院校、协会学会。
除了大名鼎鼎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音协之外，地方剧团、乐团、文化馆也是办考级的主力，除了音乐和乐器，从朗诵到评弹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其中。
即便没有经过批准，擅自办了考级活动，一旦被查处了，也只是接受一万至三万元的巨额罚款。如果考试机构舞弊、弄虚作假，罚款两千至五千元。
对于不想好好办考级的机构，和不想踏踏实实学音乐、只求混证的学生而言，这是一门无本万利的生意。
学四五年，花10万元，拿一个钢琴10级证，是很多培训机构打出的宣传语，按他们的说法，某些乐器甚至能在一两年之内拿到最高级，比如九级才考到《二泉映月》的二胡。
北京一个名为“中国少儿艺术教育家协会”的机构，就将山寨考级、音乐培训、办加盟、15万元上央视等业务融为一体，形成产业闭环，直到去年才被“京津冀民政联合执法”取缔。
不过，即使是正规机构的专业考官，往往也不会严格按标准去卡他们的考生——各大考级机构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严格要求虽然有益于专业声誉，但通过率太低也会吓跑潜在的消费者。
此外，除了少数招生政策直接与乐器考级挂钩的地方之外，今天多数人的考级证书本来也只有纪念价值，过于公正直率的评判除了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并无多少现实意义。
所以，不乏有研究者在观察考级时发现：
大部分钢琴学生实际弹奏水平与报考级数存在较大的差距，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手臂僵硬、速度不稳定、节奏音符出错、曲子流畅性不够等问题。但考官的评定结果还是以鼓励通过为主……
——龚航宇《浙江省音乐考级的现状和问题调查》
毕竟，考级更多是一种面向大众消费者的评级服务，而非自上而下赢家通吃的残酷选拔。
对于更多身为“琴一代”的普通学习者，考级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培养他们成为郎朗，而是在他们走进这个完全陌生、也没有长辈经验可供参考的音乐世界时，指出远不算完美但大体正确的训练方向，提供逐级上升的阶段性目标，推动他们不断进步。
他们今后人生中因此增添的乐趣和色彩，是培养郎朗的体制给不了他们的。
参考资料
1. 储望华编. 储望华音乐艺术文集[M]. 2013
2. 王根田主编. 中国乐器年鉴2007-2008[M]. 20083. 秦婷.简述1976-2000年中国钢琴制造业的发展[J].黄河之声，2016，（第12期）.
4. 王珀. 钢琴的现状与高校钢琴专业毕业生的去向[J]. 黄河之声，2012（13）：119-120.
5. 蒋雄达著. 弦外之音我的乐坛絮语[M]. 2016
6. 赵晓生，梅雪林著. 我的音乐信仰赵晓生谈话录[M]. 2012
7. 朱亚楠. 浅析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教育思想[J]. 北方音乐，2015，35（24）：186-186.
8. A·拉古金，杨洸. 谈谈苏联音乐教育[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3）：70-73.
9. 金波. 浅谈三大国际音乐教育体系中国化[J]. 美与时代（下），2010（12）：92-94.
10. 苏联学校音乐教育：卡巴列夫斯基音乐教育体系·儿童音乐学校
11. 董乐. 钢琴考级现状的调查研究，2018
12. 孙玥. 郑州市业余钢琴教育的调查与研究，2013
13. 龚航宇.浙江省音乐考级的现状和问题调查，2018
14.Palmieri，Robert. The Piano：An Encyclopedia. Routledge，2004.
15.Lowe，Alberta，and Harold S. Pryor. “Music Education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Music Educators Journal 45.6 （1959）：28-32.
16.Yarbrough，Cornelia.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1953–1983.”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32.4 （1984）：21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