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将近150年前的1873年，一位名叫王韬的洋行买办，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写的社论常被上海租界出版的《申报》转载，文章后来以《弢园文录外编》的书名出版，风行一时。他认为中国不能只学西洋的船坚炮利，那只是西洋的皮毛，而应学船坚炮利背后的一套法律、选举和宪政制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在上海洋行做了30多年买办的郑观应，晚年居澳门写了本书《盛世危言》，也认为学西方应从制度入手，他指英国的君主立宪最足为中国效法，有议院则民志可伸，“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
这两部著作，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的从事变法维新和革命运动，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两本书都出自殖民地的港澳，说明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思想意识都来自外人统治的租界。孙中山就明言：“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
但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至今仍然只是着重从西方引进或盗窃科技，而坚拒船坚炮利背后的一套法治、选举和宪政制度。
30多年前的1980年，刚在中国获右派平反的老报人徐铸成来港，我对他作了访谈。徐老从1927年就进《大公报》当记者，历任总编辑和总主笔；战后到上海办《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于是到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1949年回中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过了20多年贱民的生活，直到1980年。经历过在国民党时代被查封，和在共产党时代被摧残、精神上饱受凌辱的徐铸成，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社会要有言论自由，只能靠外国人的“保护伞”。也就是只有在外国人统治的殖民地或租界，才有言论自由。
文艺也如此。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地域都在上海租界或香港，二战后没有了租界，1949年后大陆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最有创作力的作家也枯萎了。没有了外国的保护伞，中国人就没有自由。
在英国统治者提供的保护伞下，香港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看不到的所有讯息和资料，可以毋须顾忌说真话甚至说错话，在思想自由之下，各种流行文化蓬勃发展。
1984年，中国决定1997年在香港行使主权，邓小平说：“中国人不是低能的。要相信香港人能把香港管治好，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做得到。”
中国人当然不是低能的，中国人可以说太聪明了，什么造假、偷窃技术、骗取外国的智慧财产的花样都想得出来，当权者也本领高强地避开所有限制他们权力的制度。不过正因如此，西方船坚炮利背后的一套法治、选举和宪政制度都被拒诸门外。《中英联合声明》定下的香港九七后的宪政制度，在香港成为中国囊中物之后也不断践踏破坏，在玩弄权力方面堪称高手的中国掌权者，怎么会让制度对他们行使权力绑手绑脚呢？更何况，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明言否定普世价值，决不走司法独立之路也。
香港人在反送中及后续发展的抗暴运动中，举英国旗美国旗，呼吁美国通过制裁中共港共掌权者的法案，不是崇美崇英恋殖，而只是要求自由的保护伞。22年的经验使我们知道，要求极权的一国提供制度上的保护伞根本不可能。
经100多年两次革命和改朝换代，在中国都实现不了宪政制度，那么在今天，无论中国的掌权者还是习惯奴隶生活的老百姓，都会像笼里出生的鸟一样，“认为自由飞翔是一种病”。既如此，我们在挣脱鸟笼的抗争中，寻求域外的保护伞也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应有之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