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从被囚到平反

一、北师大4·26事件

⒈我们被抓到了怀柔

1971年4月25日,星期天,半夜时分,师大校园内安谧肃静,人们都已经入睡。忽然,在校园南端的中南楼爆发出猛烈的打砸声,顿时人声鼎沸。我当时住在一楼东头的一间宿舍,被惊醒后开门出来只见楼道灯不亮,在黑暗中许多手电光到处乱晃。校宣传队的人带着数百名军警正从各个房间里往外拖人。楼道里一片混乱。到处是叫骂声、打砸声、手提电扬声器的指挥声。我刚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一名手中拿着一张纸的宣传队员用手电对我一照,大喝一声:“抓走!”顿时上来三名军警,一人揪住头发按头,两人一边一个拧着胳臂往楼道外拖。我本能地挣扎叫喊:“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回答我的是一顿拳打脚踢,当即右眼被打得青紫,腰被踢伤。

在拖到楼外的路上,我被压低着头,只见地下散落着一些衣物,不知谁的一条蓝色衬裤从眼前掠过。从楼里抓出的人被押到中南楼东侧的11楼前,一律低头弯腰喷气式。然后在统一指挥下,不走校门,被押着从11楼西侧、中南楼南侧的校园围墙豁口处拖到校外的学院南路上。学院南路上已经停了十几辆各种汽车,我被押上了一辆大客车,坐在最后一排,身边一边一个军警。与我同一辆车的有十几个同学,和我一样,都是两三个军警押一个。

车在路上走了大约三四个小时,等到地方时天已经亮了。车队开进一处兵营,下车以后集中在院子里等待。这时有一同抓来的北京籍学校工友,认出了周围的山势环境,说:“可能是怀柔。”

据说当时抓来的大约有110人左右,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不在名单上,于是放了一些人回学校。放走一些以后,还有70几人。被抓的大部分是住在中南楼的各系男生,也有一些是从中北楼抓来的女生,还有从家中抓来的学校工友。大部分衣衫不整,有的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后来听说还有一些人是4月26日以后抓来的,也有一些陆续放回去的,抓抓放放,在怀柔最后关着的人数大体维持70人左右。

这些人被押到七八个临时监房内,每个房间七八人、十几人不等。没有床,在地上放了一些木板。被抓的人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质问为什么抓人,无人理睬,大家决定绝食抗议。这时有几位军人来动员大家进食,同时送来开水,但无人听从劝告吃饭。绝食持续了两三天。这时开始将我们一个个带离,一部分单独隔离,一部分两三个人关在一间屋里。

⒉对我宣布隔离审查

我被单独关在一间临时监房内,窗户关着,从外面糊上了报纸,天花板上有一盏小瓦数灯泡,被吊得很高,有一张木板床。门外有两个士兵站岗,要上厕所须敲门,来回由一名士兵押着。从抓到怀柔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没有看到师大宣传队的人出现。开始几天无人理睬,没有放风时间,也没有任何书和报纸可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看着从窗上报纸缝隙里射到墙上的阳光,看着那一丝阳光一点点地移动。

后来来了三个军队干部,两男一女,一位姓焦的副连长,一位年轻的姓张的男同志和另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也姓张。还有一位戴眼镜的50多岁的老头,也姓张,好像是个领导,有时候也来。开始带着我学习,动员平山头、批派性,态度还算和蔼,我也甚是配合。我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前两天(4月23日)‘五·一’大清查,你们阻扰破坏大清查。”(那个年代里每到节假日之前,北京市都要到每家每户清查户口,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听说4月23日晚清查时有个别宿舍的学生和工宣队的人发生了争吵)。我说:“4月23日晚,工宣队敲我们宿舍的门,我很快就开门了,工宣队师傅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怎么破坏清查了?”那位年龄大的老军人说:“现在态度顽固的就是你们这些似乎与4·23的事关系不大的人。”

大约到六月下旬,调子慢慢变了,说我有问题,要老实交代。直到7月26日,师大军宣队一个叫雷炳的出现了,才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我说:“不是早就隔离了吗?”雷炳极为凶狠地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这时开始,他们给我换了一间囚室,除了门口有两个战士看守外,窗外还有一个流动哨,日夜监视,晚上不许熄灯。

此后,雷炳平均每星期能来一次,雷炳说:“你们口口声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5·16的英雄,你们自己就是5·16!”我说:“5·16是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周总理。我不是5·16,你不要搅浑水!”雷炳说:“江青同志说了,5·16不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中央文革’。只要有行动,没参加5·16组织也是5·16!”并且厉声地说:“你老实一点!不老实,把你拉回学校见群众,给你加加温!”他们要我交代所谓怀疑康生的问题,后来又上纲要揪反革命小集团,要我供认有纲领、有计划、有黑线,说:“刘××都交代了。”我说:“他交代了是他的,我不知道!”七、八两个月一直逼得很凶,白天晚上不让好好睡觉。我对他们说:“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秘密。在1968年宣传队进校时我就把有关情况向工宣队师傅说了,许多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室内没有桌椅,只给一个马扎,写材料坐在马扎上趴在床沿写。我怀疑康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写着写着就没得可写了,雷炳就说:“态度不老实,挤牙膏!”我拿定主意,要我瞎编,我编不出来,没那个想象力。再说,别人瞎编,我也瞎编,也对不上茬呀,什么时候是个完?一天天熬着,时间长了,也许他们觉得我这管牙膏挤得差不多了,就不怎么来了。

⒊我在怀柔“学习班”的“幸福生活”

“文革”期间从1966届到70届的大学生,统称为“老五届”。1968年宣传队进校前后,1966、1967、1968届陆续分配离校。本来到1970年最后两届都应当离校,但1970年初却来了一个文件,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暂缓分配,留校搞运动,工资按毕业生发放。听说,北京当时还有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也照此办理,为什么单留着这两所院校的两届学生,不得而知。

我被抓到怀柔,心中放不下的是在南方的老母亲,在这之前每月都要按月给她老人家写信寄钱,忽然失去联系,怕她老人家担心。再一个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恋人、同班同学苗致平,“4·26”那天晚上她回北京的家了,第二天回校后发现我被抓走了一定很着急。后来解放军说你可以写信,但要经过我们审查。我给苗致平写了一个条子,让她替我每月给母亲寄钱,同时代我给她老人家写信。从此经常收到她通过宣传队和“学习班”转来的信、钱和衣物,每当收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过节一样幸福!有时候,我也写一个条子让捎给她,因为既不能说案情,又不能说我的处境和心情,条子写得很短也很少,只能反复说我很好,让她不要担心。

从留存至今的来往书信看,五六月份她来信内容还比较正常。5月18日、6月14日、6月23日、7月14日她的来信都是告知:“你在那里好好学习,我这儿一切都好,你勿念!”“妈妈的钱已经寄去了,我给二嫂(当时我母亲在上海我二嫂处)写了信,家里很好,勿念!”“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信告诉我,你走的时候,线裤扔在那里是脏的,我给你洗了。”

7、8月份我给她写信很少,她急坏了。其中8月26日、8月28日、8月31日连续来了三封信,一个劲地问:“没接到你的来信,你还好吗?”“你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动没动过,我怕里面的衣物发霉了想拿出来晒一晒。工宣队师傅说我动你的东西必须经过你的允许。”(实际上我的箱子早就被撬了)。“你说要我不要挂念你,这是不可能的!”“国庆节我想给你买块手表,我妈说,钱和工业卷(那时买很多东西须凭工业卷,工业卷数量依据工资数按比例发放)不够先从家里拿。”“盼回信!”“请回信!速回信!”字里行间委婉地传达着她不离不弃的态度和对我的担忧。

天冷了,她给我送来了棉衣。每次送来衣物等,我本能地要里外翻翻,盼着能有什么没通过检查的消息,这一次自然也细细地翻检一通,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直到第二年我从隔离室中放出来后,才知道她真的在那件棉衣的袖子里缝入了一块小布条,布条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切记,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乱承认,不要乱上纲。对中央同志是坚信;是有的事不理解、议论过、怀疑过;是专门调查、还是在调查别的事时涉及到。一定要按当时的情况,严格地划清界限。头脑要清醒,不要摇摆,心里有鬼的才心虚。心要放宽,一定要想的远些。”这些书信和这块小布条,我珍藏至今。

9月底以前对我的看管比较紧,9月底,忽然感到比以前松多了。10月5日,负责我的两位姓张的军人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那些天,还可以每天由看守的战士跟着到外面散散步、放会儿风。时间长了,和小战士也混熟了,大概他们也看我不像个“反革命”,干部不在时,也和我聊聊天。有一位胖胖的、时常满头大汗的小战士与我关系甚好。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诉我说:“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我听后很吃惊,联想到近来“学习班”的形势急转直下,又高兴起来,以为很快就要放了我们了。没想到,11月7日怀柔“学习班”撤销以后,大多数同学都回了班、系,我却被拉回师大继续单独隔离,直到1972年3月8日分配离校之前才获得自由,共计被关押319天。

二、4·26事件的背景

⒈宣传队进校初期的师大基本形势

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师大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都基本回了班、系,接受宣传队的领导,参加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从1968年秋到1970年初,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班级活动。

这两年时间,宣传队在师大主抓的大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给我记忆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驻我班的工宣队Y师傅对学生说:“物理楼看门的老头我看就是特务!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观察过,他那条瘸腿是装的,有人的时候就瘸,没人的时候就不瘸!”另一件事就是批斗马本堃教授。马教授被人举报把《毛主席论教育文选》改成“天主教文选”,这是“极其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还专门组织全系师生观看了反革命证据:在一本《毛主席论教育文选》封面上放了一块特殊的光学玻璃片,透过玻璃片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封面上有用红蓝铅笔画的左一道、右一道。据马教授交代,是大人没注意,被不懂事的小孩子画的,他发现后,就用橡皮檫了,可能擦得不够干净,被人举报了,于是三天两头地批斗。有一次批斗时,马教授不肯承认是有意的反革命行为,Y师傅在我身后一声暴喝:“你他妈还讲不讲理!!”吓得我一激灵,只见前排几个同学冲上去,动手打了马教授,马教授蹲在地上抱头哀哀直叫!

1968年秋,因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离校,有很多宿舍楼逐渐空置了,有一些同学不愿意在原来的宿舍挤着,陆陆续续自行跑到空置的楼里去住,也没有人强行干涉,其中中南楼就是这样的情况。到1971年的“4·26事件”发生时,中南楼所住的学生很杂,除了有原来“井冈山造反兵团”的人(其中就有原“兵团”的几个头头如方××等),也有所谓的“逍遥派”,还有宣传队依靠的所谓“一支力量”。这些人,大多数白天回班系参加活动,晚上回到中南楼睡觉。例如我班的孙××同学就是这样,他自己一个人在二楼占了一间宿舍,天天晚上焊收音机玩到半夜。

我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对“兵团”的那几个头头,也是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所以在怀柔头一个多月他们要求平山头、批派性时,我说:“我没有山头,我只是一个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群众!”

⒉吊诡的“批清”运动

宣传队在师大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简称“批清”。

“5·16”本来是出现在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学部和一些其他地方,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群众镇压下去了,相关的人员,抓的抓、斗的斗、跑的跑。

周恩来在1967年9月18日对外交部讲话中说:“对5·16问题,第一不要把5·16问题扩大化,到处抓5·16,不要把5·16和很多组织都联系起来,与5·16有关的人是很少的,哪有那么多的5·16呀!”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5·16”。

吊诡的是,自从1968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1970年左右从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⒊宣传队把部分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一开始,师大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从根源上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吗?众所周知,谭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她后面的那条黑线操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也是被人利用的牺牲品。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编委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1967年8月底关锋、林杰倒台了,谭居然在9月1日召开大会,宣称要与革命左派林杰站在一起,甚至派革委会副主任董××率众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正因为有后台,在1967年8月底以前,谭厚兰一直是顺风顺水。今天出一个《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经验,登在两报上,明天谢富治又跑到师大开一个“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北京的高校中,谭的对立面是最弱小的,这不是因为她正确,而是她始终受到那条黑线的百般呵护。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要在这些人里面“抓坏人、抓反革命”,最后干脆硬要给这些人扣上“5·16”的帽子,因为江、康等中央领导说了嘛:“反对我们也是5·16!”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4·26”事件。

三、初入“校办监狱”

⒈我住进了师大革委会修建的“校办监狱”

1971年11月7日,我被押送回师大,关在11楼二层西头的一间房间里,看守换成了师大学生,都是物理系64级的同学。三个人(有时两个)白天晚上和我住在一间屋里,厕所在楼道里,上厕所由一个人跟着,吃饭他们上饭厅替我打来。从此不让出去,也没有放风时间。开始的一个多星期关在这里,也许是专案交接工作还没做完,这一个多星期里很少审问。

这座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楼,“文革”开始以后,外国留学生陆续回国,这座楼就空了下来。谭厚兰成立师大革委会以后,把11楼的一部分改造成了“校办监狱”,专门关押他们抓捕、绑架的师生,楼道里用拇指粗的钢筋焊了铁栅栏,栅栏上有一个铁栅栏门,锁上以后人就出不去了。到我住进来时,楼内的人很少,一天到晚楼内静悄悄的,偶尔听到铁栅栏门的咣当声。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座“校办监狱”。有一年革委会突然宣布揪出了一个“尚文廉反党集团”,都是历史系学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我在历史系64级有一个好朋友叫李万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瞎扯。有一天中午,他正在饭厅吃饭,忽然冲进来一群打手,将一只人造革的空提包望他头上一套,扭着胳臂就把人抓走了。拉到一辆车上转了半天才到地方,用铁丝捆上他的手脚,扔到一个房间里才拿去头上的提包,李万庆仔细一看,这不是11楼吗!审问他与“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万庆是个老实人,平时说话都磕磕巴巴,哪见过这个阵势?至于和“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交代不出来就打。那时候,谭厚兰手下有一批打手,大部分都是体育系的男生,一个个膀大腰粗,一身蛮力。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外号叫“黑狗熊”,一个外号叫“白狗熊”,这两个家伙打人最狠、最多。这些打手手持胳臂粗的木楞、镐把没头没脑对万庆一顿暴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浑身是血。打完了再用烟头烧,烧烂了他一片胸脯!

就这样天天拷打、烟头烧,万庆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对看守说,我身上都烂了,衣服上都是血,让我去水房洗洗衣服吧?看守同意了,万庆进了水房,趁看守没注意,跳到水池上,撞破了纱窗跳楼自杀!万幸的是,他跳下来的楼层不高(好像是二楼或三楼),正好窗下有一丛丁香花树,他掉在这棵丁香树上,只是腰部摔伤了,命保住了。

关了一段时间,实在查不出问题,后来就把他放了。万庆放出来后有一天中午到我们宿舍找我,向我诉说他在“校办监狱”遭的罪,脱下衣服让我看胸前被烟头烧的一片疤痕,那疤痕的面积足有一本书的大小。一个大男人,边说边哭,我又难过、又愤怒!宿舍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哭诉。

这件事使我更坚决地站到了反对谭厚兰的立场上,我绝不认同这个残暴的革委会!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刺激也很大。1967年夏季,革委会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大会。我因为好奇,挤到会场最前面紧靠主席台的位置看热闹。只见两个军人扭着彭德怀的胳臂,把他押到会场,彭剃了个大光头,没法揪头发,这两名军人一人一只拧他的耳朵,用力很大,把耳根都撕裂了,鲜血顺着彭老总的面颊往下流。彭老总疼得大声吼叫:“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

批斗罗瑞卿的时候,是几个军人用一只竹筐把他抬上来的。罗的一条腿打着石膏,据说是跳楼时摔断了,不能站立。有人就找来一只三脚圆凳,又不让他好好坐在凳子上,把凳子翻过来要他坐在凳子腿上。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幻灯机,打出一束蓝光照在他的脸上。

我在台下看到这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钻出人群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⒉我的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9·7事件以后,快到年底的时候,中文系张××、物理系张××等人牵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的“战斗队”,商量着要起草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联络了十几个人,在主楼的一间屋子里开了若干次会,讨论起草声明内容,张××让我去参与了讨论。最后《声明》起草完了,有人说,咱们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发表这个《声明》才好,商量的结果说就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吧。1967年12月,《联合声明》在“兵团”广播站播出,播音员是一个被一些人骂作“喇叭虫”的刘××,这只“喇叭虫”中气十足、字正腔圆,把这篇包含4个大问题、共计1万2千字的声明播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篇《联合声明》,它并没有脱离“文革”语境的窠臼,但在《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师大“海派”的由来。其实据我所知,所谓63个“战斗队”,有不少也就一两个人。“大海编辑部”后来还写过一个声明,但没有太大的影响。声明发完了也就散伙了,并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海派”的主张和思想却深入人心,后来凡是持主张联合、反对一派打压一派观点的群众,都把自己看成是“大海”一派的。

也就是在这个“大海编辑部”,我认识了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他们是一个叫“井冈怒骑”战斗队的成员。此后,我时常去这些老师家玩,他们当时正在调查原中文系的党总支负责人、校革委会常委李××,认为李××经历复杂、想查一查她有没有问题。这个调查组主要在黄××老师家活动。1月底,他们说李××是河南人,提供了很多线索,准备派人去河南外调,于是由黄××老师捐了90元钱,物理系62级的学生林××、杨××分别捐了40元和30元钱,于1968年1月26日派我和物理系62级的林××、袁××三个学生去李××的老家河南外调(其中袁××较早退出调查)。

1967年夏,据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有一个叫吴传启的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遭到群众反击后逃到了河南。我和林××在河南南阳汉剧团有一个调查线索,找一个叫张晓钟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这个张晓钟见人自来熟,特别能侃。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吴传启,他说,吴是他的表弟,前些时还来他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他问吴怎么来了,吴说,我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有人要抓我,曹大姐叫我出来躲一躲。他问吴:“曹大姐是谁?”吴答:“是康老的爱人。”

那天好像是他们单位管盖章的人没在,天也晚了,我们就说,明天我们先去别处,你把我们今天找你调查的情况写一下,让单位盖个章,过几天再来拿你写的材料吧。等过几天我们去取回材料后才发现,这家伙把关于吴传启的那一段话也写上了,这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南阳,160元钱三个人在外面跑1个多月经费十分紧张,也不能为这么个材料回去找他重写。

那一个多月,每天只能吃一两毛钱的饭,河南有一种发面的大饼,一顿饭只买一小牙充饥,后来没钱坐车就步行。我是3月10日回到北京的,这时候我的棉鞋底后跟都磨穿了,撕了一块旧毛巾垫着脚后跟回到学校。

这份涉及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拿回学校后谁也没有说什么。宣传队进校以后,1968年11月6日,连同其他的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宣传队,12月26日黄老师让我给宣传队写一份报销申请,宣传队还把黄老师、林、杨三人垫的调查经费报销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后来竟成了宣传队整我的“主要罪状”。说实在话,在师大那个环境里,谁听到张晓钟说的那件事,都会有些想法。但我至今后悔的是,回校后对同班的三两个人说了,因为大家观点相同,平时在一起无话不说。我说:“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

事情在1968年4月8日发生了激变,那一天物理系赵亮坚先生和他的夫人突然双双触电自杀。赵先生“文革”前给我们上《普通物理》课,对我们班的学生一直视如兄弟子侄,关系非常好,运动中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所以观点上自然也差不多,接近“大海”的观点。谭厚兰的革委会为了整治这些人,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造舆论说赵先生是美国特务(赵是旧辅仁毕业,与王光美是前后届的校友),准备办他的“学习班”。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尊心强,不肯承受这样的侮辱,在办“学习班”的头一天自杀了。这件事对我们班震动很大,有一位同学很紧张,认为我们一切都错了,这回让革委会抓到把柄了,于是跑到系革委会主任段××那里揭发了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以示与我们决裂。段××立即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了不得的“反革命罪”。去河南外调,无限上纲说你是“专门去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也有口难辩。我当时又急又气,一股火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借口养病跑回了南方老家,暂时躲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等我从南方回校后,宣传队已经进校。在抓到怀柔之前,从来没有人再对我提起这件事。

⒊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如果有人问我,长时间单独隔离关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孤独、惶恐、渴望向自己的亲人、朋友倾诉。

从4月26日关到11月中旬,已经半年了,身边没有一个真心善待你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落得个什么下场。真想向亲人倾诉自己的心情和处境,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的问题连累了他们。

在11楼里关押的那几天里,我注意观察了一番,发现虽然环境很压抑,但也许是正在交接过程,看守并不太严。夜里自己到楼道里去上厕所,看守我的同学睡自己的大觉,没人起来跟着。有一天半夜我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回去没有反应。而且我还发现,走廊里通向外面的铁栅栏门有时会忘了上锁。

11月中旬,我听看守的同学之间交谈,好像要把我转移到西北楼学生宿舍继续隔离,担心到那儿以后人多眼杂,与外界联系更困难了。就在那几天偷偷地给苗致平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叙述了我的思念和担忧,介绍了半年来我的真实情况,贴了一张在怀柔时托小战士为我买的4分邮票,怕寄到师大被人截了,信封上写的是致平家里的地址,收信人写的是她母亲的名字。11月14日后半夜,趁看守都睡熟了,我外面套上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单秋裤,不顾一切地跑到了楼下。不敢在校内邮箱投寄,从南校门跑到了校外,在经过门卫时,幸亏无人盘查。我跑步到小西天附近的一个邮筒投出了这封信,又跑步回到学校,回到11楼监室内,也不知道一共用了多长时间,看守们还在睡觉,没人发现我出去过。

这封信她母亲收到了,老人看后把信交给了她的女儿,不但没有责怪女儿,反而嘱咐女儿要善待我这个“反革命”,要等我出来。几个月后我出来了,去看她老人家,言谈之中我对同时被抓的另一位同学没有实事求是、乱招供的事略有怨言,这位睿智、慈祥的老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呐!”

四、那一道道苦辣酸甜,怎一个“忘”字了得?

⒈打态度

11月16日,我被转移到西北楼三楼的325房间(南面从中间往西数第三间),继续单独隔离,还是两三位看守与我同住一屋。我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关着我,我怀疑康生的事都说了,再说也是那些东西。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军宣队一位姓杨的排长,杨排长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希望你起来革命,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划清界限,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叫我揭发张××,据我所知,他也就是和我一起怀疑过康生,别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你叫我说什么?

见我一直不开窍,杨排长很生气。有一天上厕所小便,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见我进去了,他尿完了不走,盯着我看。他这一盯着看我,我就紧张,半天尿不出来。这时杨排长愤怒了,从后面推我一下,说:“你尿哇,你怎么不尿了?”我的脸突然磕在墙上,压抑半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转过身和他大吵起来。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我有多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我!!”大概看我的样子太疯狂了,他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下来,说,“你先回屋,我们再和你谈!”

第二天专案组十几位全体成员在三楼中间的大房间里开会,对我“打态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全体专案人员。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我坐在一端,杨排长坐在另一端,其他的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我看到,这些专案组成员中,只有两位是我同班同学,其他基本都是64级的学生。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大意都是要我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说实在的,别人说什么我都没往心里去,他们说什么都伤不着我,但我在意同班同学,毕竟一个班六七年了,总有一些同窗之情。让我感动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垂着眼睑,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她当时的形象让我永远忘不掉,在我倒霉的时候她不肯对我落井下石,我感激她!

⒉好汉张道经

搬到学生宿舍关着,虽然只能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由看守跟着去,但在楼道里还是会遇到熟悉的同学,通常他们看见我都装着没看见。到西北楼的第二天去水房洗碗,刚一进去,就迎面遇到64级的武××,他也是曾被抓到怀柔的人之一,原来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一见他,情不自禁“哎”了一声想和他打招呼,只见他急速地轻轻地摇了摇头,把眼睛转向别处,迅速从我身边出了水房。

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11月底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刚在厕所里蹲下,只见急匆匆进来一条大汉,见到我一愣,回头看了一眼,看守我的同学没进来,迅速地凑近我悄悄地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喜出望外,小声说:“明天还这个时间,我在这里等你!”从此,通过他我与外面有了一条联系的秘密通道,每过几天,他就替我传递一回书信。

他就是张道经,一位典型的山东好汉。说来也是缘分,道经是我入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同学。1965年8月26日他和我同一天到北京,同一时刻到师大东门的新生接待站,都是物理系的新生。我背着一顶江西草帽,他背着一顶山东草帽,我俩一同从学校东门走到西南楼。他热情万分地对我叽叽呱呱说了一路,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山东话,他那口淄博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就这样,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虽然不同班,却比许多同班同学关系还要密切。这主要是因为道经是一个豪侠仗义、敢于担当的汉子,与他交朋友让人放心。

在“十二月黑风”中,他们班的C××因贴了“反革命大字报”,成了抓捕对象,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连夜买了车票将C××秘密送上火车逃回老家躲过一劫。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分配他负责检查收到的举报信。有一天,道经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电子专业的×××老师做学生时在57年“反右”期间有所谓的“右派言论”,信中言之凿凿,有时间、地点、在场人名。他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封信只要进入宣传队的视野,必定会进入“清队”审查程序,那位老师就惨了。想到此,道经悄悄地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晚上到那位被举报的老师家把那封信给他看了,那位老师脸都白了,然后道经当着那位老师的面把信扔到煤炉中烧了。事后道经说,这事过后他也后怕,之所以要给那位老师看看这封信,是怕万一那位举报人再次举报,好让被举报的老师有个思想准备。

我这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道经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伸出手,帮我度过那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问他当时为我传递书信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害怕过,当时只是觉得兄弟有难理应相帮!”

⒊笼中书简

在怀柔时,可以通过“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师大宣传队与外面通信、寄钱,外面也可以向里面送信、送东西。回到师大后,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被宣传队切断。有一次,我把在怀柔苗致平给我送衣物的包袱皮请他们还给她,都招来了一通审问:“为什么要把包袱皮给她?那以前是包什么用的?”疑神疑鬼、十分可笑,所以为了不给她找麻烦我也不再通过宣传队和她联系了。她求宣传队给我送过三封信和其他物品,除了一件棉衣全部被宣传队扣留,到最后也没人交代这些信和物品到哪里去了。

致平知道我关在西北楼以后,有时候故意跑到325室的对面串门,对面住着一位她认识的女同学刘××,进来出去大声说话,让我听见,但专案组不让我们见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种思念更加强烈。12月18日,我让道经传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我身边连你的照片都没能带上一张,‘4·26’那天晚上我上衣没穿,就被抓走了,你的照片在我上衣口袋的夹子里,前些天我向他们要那个夹子,他们没给我,他们是不会给我的。如果你同意,就让他(道经)带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

第二天,道经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夹在一张字条中。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在“4·26”前一周的1971年4月18日照的,地点颐和园后湖,上海牌120相机自拍。那是一个星期天,这里幽静安宁,背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我们俩坐在一颗横在水边的树干上,年轻的脸上笑容粲然有如周围的春光,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逼近。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终身的纪念,它见证了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见证了我们不平凡的感情历程!此后,只要有机会去颐和园,我们一定要去当年拍照的地方,照一张和当年的角度相同的合影。

从保留下来的这个阶段的书信看,回师大后12月底以前一直还是逼我交代问题。我在给致平的信中通报了他们安在我头上的罪名,对怀疑康生问题非要我承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黑材料。11月24日我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找我,说我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我说,哪些问题没交代能否给我举个例子?他们说:‘李××调查组的问题,就没交代清。’还说:‘师大三大调查组,马建民、刘镛如、李××调查组都是调查康老的!那两个是兵团搞的,李××这个是兵团、大海一起搞的。’看样子是不顾一切要把李××调查组打成黑调查组了。”“我自己有错误我自己承担,想叫我陷害大家是不行的。我没有在组内(指李××调查组)议论过谁,我们在组内也没有讨论过或议论过那份材料中涉及的那件事。”“这件事可能会找你的麻烦,但也不要怕,不管如何也不至于把你怎么样,不管怎样我绝不连累你,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她在给我的来信中,一如既往地说她在外面很好,叫我放宽心,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通报了外面的情况。1月19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最后拿出事实来,靠假口供总是不行的,总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但是也有可能到毕业的时候仍然不放我,因为我没有顺着他们的意图乱编,因此借口我的问题没搞清不让我毕业,那样的话我就害了你了!想起这些心里万分难过,五年来我没有给你多少温存,倒给你造成许多痛苦和烦恼,到最后还让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对不起你!我对你欠下的这笔债永远也偿还不了!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也和我割不断感情,所以我希望你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回师大后,从来没有放风一说,只有一次开全校大会由两名同学跟着,搬张椅子远远地坐在会场后面。长期不见冷空气,又不活动,那一次外出引起了严重的冷空气过敏,手、脸、脖子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起一片片的疙瘩,奇痒不止,这个毛病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痊愈。那一年春节我在囚室中度过,看守我的同学有些也回家了。

春节前,我收到致平节前的最后一封信:“对你学习班的人,由于看管你要影响一些自己的利益(如回家),心里对你有气,你对他们态度要好,平时少找他们的麻烦,现在这样做有好处。春节到了,你特别要把心放宽,目前一切都是暂时的。王××春节回大连结婚,刘××、隗××也要结婚了,祁已结婚,大圣、老高都回家了,大家都很好,我也还好,你放心。”

这些用各种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的纸张写的信,记录了我在囚笼里的真实情况和思想,也记录了她超常的冷静、坚定和柔情。

⒋渴望自由

现在回想当年的境遇,在西北楼关着的那几个月里,如果没有她不断通过道经送给我的这些密信,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那几个月,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她不断地叮嘱我“要放宽心”,“要想得远一些”,“要实事求是”,她的嘱咐和柔情,使我顶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守住道德良心的底线。在一封信中,她说:“马本堃就是个例子。”马教授不管怎么压、怎么打,就是不承认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有一天,我在桌子底下捡到一张废纸,好像是专案组哪位同学写信时扯下的废纸,上面有几行字,其中有这样几句:“目前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估计要解决问题还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领导也不急于结案。”看到这个,我心里十分烦躁。1972年1月14日我给致平的一封信中说:“从12月份到现在又接连好几个星期没有找我,也不布置学习内容,成天不理不睬地呆着,每天我自己在宿舍看书。我不抱什么幻想,可能就是要这样一直关下去,短时间内是不会放我出去的。道经下月要回家,你要有什么事在他回家之前告诉我,他回家期间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我回来后就收到你送来的棉衣,别的什么也没收到。望你也多加小心。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现在我根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2月4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有些难受,这一阵主要是春节到了的缘故。到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还会难受一阵的,到六月份要不放我还会难受。我真渴望自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求他们或胡说一气,都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去干那些没有用的事。”

就这样咬牙坚持,整个一、二月份就这样相持着。那一年的春节是2月15日,春节过后不到一个月,1972年3月8日,终于宣布对我结束隔离审查,我部分恢复了自由,回班级“接受群众监督”。

五、“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⒈劫后重逢

1972年3月8日,我结束了319天被囚禁的生活。出了囚室我才知道致平早就病了,诊断为肝炎,在校医院住院。我到服务楼商店买了一斤白糖赶紧去了医院。

她住在医院二楼的一间病房里,脸色苍白,躺在那里。近一年没见面了,见面了我却不知说什么好。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却说:“你受苦了!”我们相拥而泣,诉说分别后对彼此的牵挂和思念。我感谢她近一年来按月给我母亲寄钱、写信,免去了她老人家对我的担心。同病房的病友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下午说到入夜,忘了吃饭,忘了天黑。

从她的诉说中,我才了解到11个月来她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刚抓进去时,她和一些同学到处奔走投诉,企图营救被捕的同学,无人理睬。回到学校,宣传队还要他们交代投诉、营救的问题,说:“你们不是会告吗?你们送给周总理的材料现在都在我们这里!”宣传队要她揭发我的问题,那个李××专案组的一些活动她当时也参与了一些,宣传队老怀疑我有什么材料藏在她那儿了,逼她交出材料。我确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藏在她那儿,当初她知道我有怀疑康生的想法都害怕,不许我在她面前议论这些事情,所以她确实没什么可揭发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交出来的。

元旦之前,她给我写了信,买了几张贺年卡。那时的贺年卡就像后来的信用卡、银行卡那样大小的一张塑料卡片,一面印着样板戏的剧照,一面印着年历。她求宣传队把信和这几张贺年卡转交给我,宣传队一看,那几张贺年卡的剧照印的是《智取威虎山》,顿时火冒三丈,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你什么意思?你是想骂我们是座山雕,他是深入虎穴的杨子荣吗!”把信和贺年卡全部扣下了。

她是一个心里有事不露在脸上的人,禁不住这样时时施压,天天敲打,元旦过后不久,她就病倒了,吃不下饭、恶心、呕吐,到医院检查转氨酶比正常值高出几倍。那时候医疗水平也不高,就按肝炎治,也就是给点维生素、吃些中药。到我放出来时,虽有好转,但仍不正常。

每天去校医院看望致平,都要穿过“绿园”(现在好像已没有了)。有一天,在“绿园”迎面遇到当初李××调查组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见到他我高兴地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冷冷的说:“你在里面交代了不少问题吧!”我的心情顿时恶劣到了极点:当初是你们要调查李××,我一个跑腿的调查时吃尽了千般苦,出了事我在里面扛着,如今你还说这样的话!作为比我们年长许多的人,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难道你想不到,如果我真“交代”了什么对你不利的东西,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⒉烈女刘月英

我到医院探望致平的时候,在楼道里经常看到有一位下肢瘫痪的女生,拄着双拐在别人的搀扶下练习走路。那女孩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累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我问致平:“那是谁呀?”她说:“外语系的,叫刘月英,兵团丁×的女朋友。丁×被抓到怀柔去以后,宣传队说,抄家时在丁×的褥子下面搜出了避孕套什么的,当众羞辱她。她受不了,就跳楼自杀,没死成,腰断了,下肢瘫痪,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路了。”

后来我听说,刘月英是一个山东农村的女孩,家里很穷。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师大外语系,和我们同届。这个要强的山东姑娘,入学第一个学期所有学科全部满分,在一年的时间里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她是一个要脸的人。“4·26”她的对象丁×被抓走后,军宣队一位参谋在外语系全系批判大会上当众羞辱她,说搜出了什么什么,说:“他们可是还没结婚哪!”那以后的几天里,刘月英一直不说话。几天以后,又要开全系批判大会了,眼看着一场加倍的羞辱不可避免。当同学们都去会场以后,这位刚烈的姑娘从女生宿舍中北楼西侧的四楼阳台跳了下去,用死来抗争这一切!一位去水房打水的生物系女生正好经过楼下,看见她摔到地下,没死,用手死死地掐自己的脖子。被送到医院救治后,她绝食,她是真不想活了!在老师、同学们的日夜劝解安慰下,她总算活了下来。毕业分配时她希望师大能给她口饭吃,哪怕在资料室打打字,师大不留她。令人鄙视的是,她的恋人丁×从怀柔回来以后也与她中断了恋爱关系!她被抬回了农村老家,贫困的家无力为她治病疗伤,又把她抬回了师大,就这样一次次抬来抬去,最后她死在了师大外语系党总支办公室(一说师大招待所地下室)。

今天的孩子可能不会理解当年的事,为这么一点事还至于跳楼自杀?就像全世界的人们不理解,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为什么会判处通奸的男女当众用乱石砸死。在那时的中国,一点点生活绯闻就常常置人于死地!宣传队那位恶毒的参谋,不知道在你的这一生中,当你拥妻携子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有一位娇弱的女孩死在了你的恶意攻击下?你心中是否有过一丝丝的歉疚?

⒊毕业鉴定

我放到班级以后,进班的第一天,由一位姓宋的教师带领班级领导小组严肃地向我宣布纪律:“你现在结束了隔离审查,但仍在群众监督之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串联,不许自行外出,出去必须报告,经过允许才可外出!”

我出来不久就宣布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很快就进入了毕业鉴定阶段。在作毕业鉴定前,物理系宣传队负责人白本章师傅向我宣布:鉴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属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问题”,上级决定要在我的毕业鉴定中“记上一笔”。所谓的“小组鉴定”实际上是宣传队早就拟定好了的,他们拿出一份鉴定草稿给我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蔡鸣乔同志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并在小范围内散布过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言论,经领导和群众帮助,该同志态度较好,建议不予处分。”白师傅说:“你在自我鉴定中也必须写上这些内容,如果不写,对你没有好处!”我说:“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承认,但要实事求是,要准确。有几点我要说明:一、我怀疑康生是5·16后台,是谭厚兰后台,这是事实,我什么时候也不翻案。我希望明确写上是怀疑康生,不要含糊其辞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以免以后搞不清楚,引起误会。二、我上河南外调并非去收集什么黑材料。在河南外调是有一个外调对象在材料中涉及曹轶欧的一件事,是偶然的,并非有目的地去调查。但回来后我曾将此事向几个同学讲过,这确有其事。三、我认为5·16是一个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问题和‘批清’运动无关,我犯错误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说是‘受错误思潮’影响。”

对我提出的几点意见,白师傅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你的意见,至于极‘左’思潮还是‘错误思潮’的提法,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样的。”

后来在我的小组鉴定(也就是宣传队鉴定)中,把其中的“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一句删掉了,把“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改成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同志”,但仍然坚持“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我在自我鉴定和个人对小组鉴定的意见中又重申了我是“受错误思潮的影响”,以表示我对鉴定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提法的不认同。

当时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为我向宣传队求情,说:“他这么年轻,给他档案中写上这些,对他一辈子都会有影响啊。”宣传队说:“就是要给他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⒋真感激你与我艰难同行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时候在档案中装进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对他的家庭子孙后代会有多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就像脸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信任和重用,遇到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折腾。那几天我很郁闷,有一天在宿舍里躺着,另一张床上躺着我的一位同学蒋锡久,其他人都不知上哪了。一开始我俩都不说话,忽然,他开口了:“蔡鸣乔,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见我没有反应,他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听我还没有反应,他又说:“我给你唱一段‘空城计’吧,‘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老蒋兄弟,我知道你见我心里难受,千方百计地要哄我开心呢!

我们这位蒋兄在运动中是一个典型的从不理解到有抵触、不掺和的智者。他有很多雅好,是一位有名的围棋高手,爱摄影、会唱戏,结交了大量的同此雅兴的教授、同学、社会上的朋友。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被出卖、被伤害、被歧视的时候,善良的老蒋给我的温情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因为背上了这样的政治包袱,怕连累我深爱的人。我对致平说:“你跟着我,将来恐怕要吃苦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两家的老人,都怪我的愚蠢,连累了你们!”她不许我说这些。那些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在大操场南、北饭厅北面路侧的双杠旁聊天,我又为档案里“记一笔”烦恼,她却说出了一句让我万分震惊的话:“我们还要活很长的时间,二十年以后,谁还记得康生是谁呀!”多少年以后,我对她说:“当年你还挺有政治远见的嘛!”她却微笑地回一句:“我那时就是为了安慰你!”

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我一起分配到东北边陲。因为她的病到分配的时候还没痊愈,她母亲特地到师大找了一回宣传队,要求让女儿暂缓到分配地报到,留在北京把病治好。宣传队不同意,说,“五一”以前必须离校,否则取消毕业生资格!

那一年的4月28日,我们在宣传队一名军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北边城。到单位报到才一个月,致平的病就复发了,剧烈地呕吐,转氨酶急剧升高,在医院又住了两个月的院。

1971年12月,致平曾站在雪地里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侧面半身像,照片中的她面带微笑,眉眼间却露出一丝隐隐的忧伤。我给这张老照片取名为《冬日笑靥》,题辞曰:

“笑靥如花,掩不住眉间愁煞。心非铁石,怎禁得日日敲打?那人儿在里面,能不牵挂?也不知收到未,寒衣鞋袜?冷风刺骨盼春暖,不信严冬永无涯!心神遭折病缠身,未曾痊愈又出发。闯关东,再告别爹妈!”

六、尾声

我被分配到一所刚从民办改为公办的中学,一年后的1973年,一年试用期满应当转正。那年3月,学校管人事的曲大姐好心地向我透露:“你档案里有东西,对你的转正班子开会有人不同意。你写封信去北师大,要求他们把你档案里的东西撤了吧!”

我立即给师大宣传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为我的前途着想,能不能修改档案中的记载?3月16日他们回信说:“你给陈师傅的信,谈到对犯错误结论修改问题,原对你记一笔的结论是争取了群众意见,专案的同志反复研究,后组织又多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着批判从严组织结论从宽定的,同时也经上级机关审批的。对你的结论是慎重的,即不能修改。请你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如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你所在的单位组织反映,由组织与组织联系为宜。”落款是“物理系”,信封的落款是“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师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

1975年,我接到大学时辅导员郝老师的一封信。郝老师告诉我,前些时,师大曾给你们单位去了一封公函,落实批清政策,要把档案里的一些东西撤了。我立即去找了单位领导,单位领导说:“是收到这样一封公函,但你的问题在你的毕业生登级表里记着,也不能把毕业生登记表销毁了呀,我们没法处理。”并且让我抄了这份公函的内容,里面说“1972年4月份涉及你处原我校学生蔡鸣乔,在批清运动中有所牵连,经复查,属犯一般政治错误,根据北京市委关于落实批清政策,对犯一般政治错误以下人员不作文字记载,材料不入本人档案的规定,本人或组织在其自传……毕业生鉴定、毕业生政审已入档案的材料中,凡涉及批清运动内容的一律撤销……”落款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小组”。

我看了这份留尾巴的材料,说:“那就不动吧,把材料撤了,留一个‘犯了一般政治错误’的尾巴,有什么用?”

1978年冬,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我的问题还没解决。12月,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师大“运动办”找到一位叫石长庚的同志长谈了一次,他让我回去后立即写一份申诉材料寄给他。我回来后立即写了这份材料,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及我的遭遇,寄给了师大“运动办”。

我背负着这个政治包袱,为了我深爱的妻儿,我必须证明我不是“反党的反革命”。为了能得到“信任”和“认同”,我用拼命工作来“赎罪”,带别人不愿带的最乱的班,教最多的课,干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有病、有事从来不敢请假,我“老实极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使我的免疫力极为低下。1978年底,从北京回来不久,一场重感冒居然让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免疫功能疾病“肾小球肾炎”,并最终恶化为尿毒症,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做了肾移植才保住了这条命。

1978年12月30日我住进了医院,这一天距师大党委为我作出最后的平反决定只差3天!我在医院病床上收到师大党委寄给我的平反通知,信中说:“蔡鸣乔同志:学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决定平反,恢复名誉。复查结论已寄你校党支部,通过组织向你本人宣读。关于你的档案,我们要求你所在支部加以清理。此致敬礼。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1979·2·10。”

学校党支部书记在病床边向我宣读了这封迟到的平反结论:

蔡鸣乔,男,物理系70届毕业生。

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怀疑康生等问题,受到审查,并于一九七二年作了“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一九七四年撤销了这个结论。

经复查,蔡鸣乔同志主要是怀疑康生、反对“四人帮”的黑干将谭厚兰,是正确的。据此,对其审查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原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的材料。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总支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同意物理系总支关于蔡鸣乔同志的复查结论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1971年冬,我在囚室里关着的时候,致平和她的好朋友王××照了一张雪中漫步的合影,这张老照片我给它取名为《冰霜路》,曾在上面题辞:

“彤云密布,前程似雾,初践冰霜路。谈笑不言愁与苦,年少难将天心悟。问痴女,顶风冒雪,心儿欲往何处?”

在结束这段回忆时,让我步前韵续一阕上面的无牌小令:

“残生向暮,韶华难驻,惟有情如故。拿捏旧伤夜难眠,善恶忠奸谁无数?告苍生,少些褒贬,留与后人评述。”

2016年1月10日初稿
2016年1月26日第七次修改

选自:《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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