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系列之七：民国才女（一）吕碧城

吕碧城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女权运动及女子教育的先驱者。

吕碧城出身于官宦家庭，但幼年丧父，十二岁跟着母亲一起投奔舅父荫下。吕碧城成年之后，有意去天津‌‌“探访女学‌‌”而遭到舅父严词骂阻，并训之以女子当‌‌“恪守妇道‌‌”。愤然之下，年方二十的碧城小姐逃出家门，独闯天津。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

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有舅父同事的亲属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写信求助。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

而且，吕碧城的文章还为她引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

1904年6月10日，借住在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举着一张名片进来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接过名片一看，上书‌‌“秋闺瑾‌‌”三字。等到门房将此人引进来之后，吕碧城但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一副男人的装扮，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长身玉立，目光炯炯，英气勃发，气度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此人就是后来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因此许多人经常将吕碧城的诗词误为秋瑾之作，而秋瑾读吕碧城的作品，亦尝有引为同调之感，所以此次留日之前，特来登门拜访。

吕碧城和秋瑾交谈之下，不禁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吕碧城即将秋瑾留宿在自己的住所内，彻夜长谈，同榻而眠。对于国家的积弱凋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的危机忧患，两人在观点上可谓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各有选择。秋瑾试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可是吕碧城自称是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同情革命派，但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相反，她更愿意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社会风气，以为将来济世救民作准备。

吕碧城和秋瑾的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二人约定，秋瑾去日本从事革命事业，吕碧城则在国内倡导舆论，遥相呼应。秋瑾还慨然取消其‌‌“碧城‌‌”之号，让与吕碧城专用，成就了两位卓异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就《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一度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在上海，吕碧城投身商界，从事外贸生意，凭借自身独特的女性魅力、过人的才干胆识，再加上在政坛和上流社会所累积的丰富人脉，迅速在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崭露头角，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的财富。

驰骋于商场、旋转于舞场的同时，吕碧城也继续着自己诗词唱和的生涯。

对于婚姻，吕碧城因‌‌”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母亲病逝后，吕碧城了无牵挂，又兼经济上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1920年，一直向往西方的她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主攻美术，兼学历史和文学，同时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旅居西方的她，长年住在当地的豪华宾馆里，因为其气质高贵、出手豪绰，许多西方人甚至以为她是东方的公主。到处是缤纷的色彩，悠扬的音乐，然而身处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她的心中却有不为人知的落寞，自觉如一粟漂于沧海，感慨不知生存的目的何在。

1939年后，吕碧城返回香港，1943年1月4日，吕碧城梦中得一诗，抄寄友人：‌‌”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也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作，堪称绝命诗。

20天后，61岁的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