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加了“按语”。这些“按语”直接由毛泽东起草，说明胡风的文艺思想在中共高层中的反映程度非常强烈。
五月十七日凌晨，胡风在家中由刘白羽带路来的公安部执行人员从家中带走。所以，《胡风全集》中收录的日记，到五月十五日止，十六日没有来得及记日记。《胡风全集(10)》中没有收录胡风之后的日记，胡风的家属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说明。
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对胡风的逮捕审查。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的编者按语，并发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接着，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在五月二十六日召开扩大联席会议，通过了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担任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等决议。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之后，全国文艺界批判胡风的文章真可谓满天飞。一九五五年的全年《文艺报》目录一查阅，我们就很清楚当时全国文艺界的“一边倒”趋势。胡风被认定为全国人民的“罪人”，其负面影响及其给胡风本人、胡风家人造成的伤害，我们可想而知。文人之间的绝交信也大量的流传开来。
不过，此时处于文坛边缘被彻底边缘化的东北现代作家萧军，却并没有赶这个“时髦”去写胡风的批判文章。七月七日，萧军收到冰夷送给他的“绝交信”，其原因就在于“自胡风事件揭露后，因我与其相识，又因我有‘东北事件’，于是群起惴惴，而我又未写文章以‘自表’，他竟来信和我绝交，恐为我所累。”他在七月二十五日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胡风事件的“看法”：
自从胡风事件以后，有些人劝我，应写文章表明态度，这对我有“好处”等等。我的考虑是不同的，有以下一些理由，我决定不写什么：1.一般人全知道我和胡风认识很早（这是事实，一九三四年冬在上海，由鲁迅先生间接介绍的，那时胡风在左联工作），加上我在东北被刘芝明，东北局（高岗主持）批评过，会疑心我和胡风集团有什么连结，此时我写文，也可能有“表白自己”“掩护自己”的嫌疑，因此我决定让这事件澄清以后再说。2.在我的“东北事件”未得到“明朗”宣布以前，我是决定任零碎文章不写的（小说例外），过去是如此，此后也如此。……
萧军认定自己的态度，“我是决定不写什么，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对胡风还有‘感情’，立场不明确，这也随他们去”，显得很干脆也很直率，这真符合萧军的“军人气质”。七月二十六日，萧军看到《光明日报》刊载了一则有关山东大学的“消息”，从而勾起自己对一些老友的怀念，包括胡风、聂绀弩、吕荧、方xx（萧军日记中隐去，本文遵照萧军日记的处理方式也隐去），此时吕荧和方xx就在山东大学工作。萧军在本日日记中写到：
胡风，绀弩，吕荧，方这全是我所认识的，而且历史全不短，方近乎三十年，胡近二十多年，吕也有十几年。而今天，他们全各种不同的有了“问题”，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深沉的痛苦，不管从革命立场出发，从个人的友谊关系出发，全不能使我轻松。如果这些人真正堕落到“反革命”的道路上，而我和他们认识如此之久，竟不能觉察，这说明自己昏庸到何种程度；但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朋友……我确是从来没有觉察出他们有企图反对共产党，推翻人民政府这气味。不正确的言论，思想，感情，牢骚是有的，说他们要忠心蒋介石，企图让美帝国主义来统治中国，除非把确凿的“特务组织”的凭证摆在我的面前，我不能相信他们会堕落到如此卑鄙的地步！
尽管自己处在文坛的“边缘地带”，萧军还是对胡风事件进行了评估。他认为，经历此次胡风事件之后，文艺界（直白地说应该就是作家型知识分子们）可能发生三种倾向：(1)“谨小慎微，不敢负责，对于每个人全怀疑，不敢信任，对于稍稍有些突出的作品，就不敢出版，或拖延，或者改而又改，才能出版”；(2)“或者取得了这一次另一面的教训，严格纠正缺点，团结作家，明（应为”命“——笔者注）他们开展创作，使文艺界好好活跃起来”；(3)“或者一面团结，一面斗争”。
根据他的经验和估计，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大，“文艺界一时澄清和活跃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三两年以后”。萧军的这个估计还是比较有意思，迟至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文艺界的再度繁荣才得以实现，那被文学史称之为“百花时代的文学”。
萧军据此对自己的文坛处境表达了“看法”：(1)“对我的作品，就尽可能限制，不使它顺利，不大量出版，以免扩大我的影响”；(2)“已出版的作品，要限制印行，或不再印行。未出版的作品如《过去的年代》，短篇集等，尽可能拖延，或不再出版”；(3)“等待相当机会，或者再对我的思想和历史彻底清算一番，或者在文学上就消灭我，除非我认真‘低头’，就不甘休”。
萧军的这种预测，果然在之后的文学出版过程中遇到。他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迟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小说分为上下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初版印数一万三千册，定价三元五角。
在这部长篇小说出版的同时，再一次批判萧军也浮出了水面，这就是《萧军思想批判》一书的“再版”，它表明：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的批判是正确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配合反右运动以来的作家批判运动，《文艺报》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掀起了“再批判”浪潮，其中仍旧有东北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作家萧军，他再一次被与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等人捆绑在一起进行了严厉批判：“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当然，萧军在反右运动期间，虽然没有成为实实在在的“右派分子”，但他在意识形态的监控部门看来，仍旧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之后至文革期间，萧军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再版三十年代他与女作家萧红的合著《跋涉》，才真正解禁他的作品。
《记忆》2015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