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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回忆录(44)

黄昏过后,明月当空,这大是十月廿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晚风拂过我的脸,使我打了几个寒噤。这时,我才发觉身上的衣服烧破了,头部、手部、足部都被火灼伤,再仔细检视身上物品,中共湖南特委给我赴郴县良田墟和长沙的介绍信及连络地址,全在火场中遗失了!我孤零零的呆坐在荒凉的山岗上,万念纷集,百感丛生。

略一定神,月亮已在偏东天空上,才辨清了方向,估计此地离乐昌我的家乡约有一百多华里。便决定先回家去疗治火伤,休息些时,再作打算。于是便拖着疲惫和伤痛的身躯,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昼伏夜行,在天未亮前便躲到偏僻山间的稻田草堆中。饥饿时,只靠喝些泉水来维持这一线的生命。艰难走了两个通宵,总算幸运的抵达家门。母亲见我归来,含泪为我裹伤涂药,慈爱与怜惜,使我忘记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亲受的是旧式教育,她很钟爱儿子,并了解我正从事革命工作,她不但不反对,而且还鼓励我要谨慎行藏,因之,她对我的行动极端的保持秘密,只将我回到乐昌的消息秘密地转告乐昌县共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所以我很快的便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连络。

最难得是我的同村青年和朋友们,他们并不因我参加中共连累他们,使他们遭到政府的罚款和其它的损失而发生怨恨,反而在我疗伤期间,他们为了我的安全,夜间轮流在村外放哨,提防敌人的搜查。热情厚谊,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

我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便将生命投入一个不断高涨时革命浪潮中,由组织北江农民运动,农军北上,南昌暴动,潮汕失败,湘南斗争,开展井冈山苏区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余生。在这过程中,每天都在紧张而危险的情况下工作,唯一的愿望是怎样地去完成党所赋予我的任务;从没有能静静的去反省过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价是什么?在这廿一天的病榻中,使我想起了许多问题。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我睡在床上,反复的想着,越想越想不通。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杨聋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况,他回来告诉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红军,都解到汝城枪杀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临刑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对那些在生死患难中的亲密同志悼念不已。虽然我这时对党的作风,已有了怀疑。但却给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愤怒。

在慈母的爱护下,休养了廿一天,身体已经复原,脸上的伤痕也已经褪去。当时我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我到乐昌黄圃乡,出席指导全县党代表会议。那时乐昌县委书记李光中,已建立了三个支部。我参加了两天会议,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和拟定了发展组织的计划,便又乘夜赶回家中。母亲告诉我:刚才接到在县府工作的亲戚通知,韶关的中共秘密机关已被破获,捕去负责人二名,并供出你已潜回乐昌。县长刘应福(第二次来乐昌当县长)正在派人查缉你。我闻讯之后,立即搬到一个亲戚家里藏匿,并派人与韶关东河坝北江特委通讯连络站连络;确知韶关党的机关已被破获,搜出印刷机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两个向志。但特委通讯处未受影响。当晚我步行到韶关,匿居在东河坝一个农民刘福家里。由一位广西籍的共产党的国军军官处,借了一套军服及胸章,于第二天早晨,我化装成国军军官乘南下的火车经广州到达香港。至于我被调的湖南省工作职务,此时党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产党员对党龄与阶级成份(工人为主)及其历史关系,是很重视的。那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黄超,组织部长卢永次,他们两人都是工人出身。在当时党中央虽未指定我在省委担任什么职务,但一切重要决策,他们都和我商量,征询我的意见。在这一期间,我主持了一个军事研究班。积极培养军事干部。训练的科目特别注重大城市中暴动时的巷战战术,与夜间作战的通讯连络之研究。

一九二九年一月,这时,党中央已注意在国军内进行策反的工作,广东省委由广州及各县调来了二十个同志接受渗入国军府策反工作训练,这项训练工作,亦由我和石迟锋同志负责(石是四川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石的军政理论很好,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的工作特别繁重。同时,为了展开宣传工作,首先筹办了一张小报“正义报”,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创办“香港日报”,这都是我暗中策划的,由于我没有公开出面,所以很少人认识我的真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这段时间,使我认识了中国社会上存有许多普遍品质上的毛病,中国工人阶级也不能例外,党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最好,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彻底实现,我对这种理论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与雏型工业的兴起,农民才流入城市,蜕变为工人。所以他们仍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半封建的保守观念。所以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是薄弱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的表现,有时反而不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富于革命性和坚强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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