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厢是海边一个小镇，人烟稠密，农会及党的组织均较健全。但我们这一群落难的“贺叶军”，若单独的散步到僻静的街道，随时可被当地农民抢光身上的财物。如果说这一带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静；如说不是土匪窝，却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常被抢劫？连区农会同志也无法保护。
我们就这些问题询问当地党负责同志，据说：这样的抢劫是农民专为对付我们而来的。因为谣传我们每人身上都有手枪，还有很多银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于是，农民们便从你们身上起了“剁肥猪”的念头，公开抢劫也不以为耻。事实证明党对该地区的农民工作做得不够。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有不失败的道理。
我们在金厢住了三天，获悉：“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在陆丰被粤军缴械，贺龙被俘（后被广东国军将领将他释放逃往香港），师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来临行前的指示，将所有枪械交给区农协会，雇了两艘帆船开赴香港。
由金厢乘帆船来到香港，在筲箕湾的海边登陆，准备在香港与中共人员连络，设法安顿。我们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惫，一望而知是刚从潮汕战败逃亡来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坞附近，香港警暑的大队警探便开来了。只有周其鉴一人见势头不好，一溜咽搭上电车逃脱；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个同志全部被捕，在维多利亚监狱监禁了二天，监房很清洁，地上是地板，我们七个人住在一间囚房内，饱经苦楚的我们，虽睡在地板上，亦觉得很舒服。每天两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饭，还有足够的豆芽及小咸鱼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们便被港方当局用囚车送上港穗轮船，引渡到广州。
广州公安局对这批引渡归来的逃亡者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级人员在内。那时张发奎军已入驻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是张发奎部十一军的军长，亲自主持审讯，将我们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个个加以严格的讯问。我心里暗暗着急：“完了！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这里，生存的信心已经动摇。心里有点冷冰冰的感觉。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亲，更加觉得难过。唯一的愿望，是能逃过审讯者的侦讯。如果我最后才轮到审讯，就比较容易应付了。于是我缓缓地从人丛中溜到后面冷僻的角落里。
由于人数太多，经过的时间太长，朱晖日审讯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长黄启光接替审讯。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诡称是教导师的准尉司书。恰好连日劳顿，我的形容枯槁，时值深夜，审讯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瞒过了真实身份，编入从犯之列。而另外有几位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严格审讯下，却给查出了身份，全给秘密处决了。我们被监禁了五天，在最后一天的清晨，每人一只手臂给连贯缚了，在大队警察押送下，解至观音山的工兵团，仍然受禁闭。
七天之后，该团团长萧祖强向我们训话。我们十个人被拨入第九连当二等列兵。在上操时，该连连长见我术科不错，马上升我为第八班班长。他对我说：“你好好的干吧，第三排的排长空缺还没有适当人选，你们是铁军干部，我准备向团长报告，保你在最近升为排长”。
我听了非常高兴，有逃跑的机会了。因为列兵非经连长批准，不能离开部队在外行动。
当时广州中共党方派人四处打探我的下落。有几次调查人员找到第九连，查问有没有龚楚这个人，我听了也不便承认，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以后的广州暴动，我便没有参加。
一天早上，轮到我当值日采买班长，在特务长处领了全连士兵的伙食钱，带了两个炊事兵到东山买米买菜。东西买好了，我将剩下的几角钱给炊事兵，让他们欢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时间，一溜烟由东山逃到惠爱西路，走到西门一个表亲家中换了便服，拿了五块钱作路费，乘搭早班的火车北上，于十一月上旬潜返乐昌故乡。
离开故乡七个月，村里无限荒凉。因为我北上武汉参加革命斗争，家里给乐昌县长刘应福搜查了两次，将我所有存下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先祖遗留下的很多存书全部烧毁了。最可恨的是本乡武装土豪，将我家里抢劫一空；给我家属以极大的侮辱。甚至连累全村亦遭两次洗劫，村里所有农民的耕牛悉被抢去，而且掳人勒索，乐昌县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时我的父亲和大哥已先后去世，二哥在国民党湘军工作，家里只留下母亲和寡嫂，靠磨豆腐维持最穷困的日子。几个青年朋友在国民党清党的时候被屠杀了，这些青年都无辜被害。土豪劣绅更耀武扬威在乡中横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倾听亲友们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血管几乎要爆裂，仇恨在高烧。我想，我个人“犯了法”，为什么要迫害到我的亲属，甚至我全村的邻人呢？现时，摆在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便是坚决的向残酷暴虐的统治阶级，和横行乡里的封建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以斗争的手段，来谋取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广大劳苦人民的福利。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卢克平取得连络。不久又闻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国革命无疑已进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称“广州暴动是这一阶段革命退兵的一战”的时期。短时间内我只得潜伏在北江，昼伏夜出，经常在夜间步行百里往返长栘村至韶关黎市，与北江特委卢克平商讨党务的恢复与组织的建立。并将我的行踪报告省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