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31决定后，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报章撰文说，他在97年离港之前，曾走访香港一间精神病院，一个病人礼貌地问他，为什么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在既不征求市民意见、又不给他们留下民主前景以捍卫自己未来的情况下，把他所在的城市交给政治体制非常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彭定康指当时他助手说这是一桩“怪事”：一个住在精神病院的男子居然提出了对香港前途“最清醒”的问题。
香港今天政府管治集团与广大民意严重分裂对立，发展成这样的局面，有人责怪97前英国当局没有给香港留下一个民主政制，中国和亲中人士也常常说香港人现在仅有的民主权利也是97后才有的，97前香港人什么民主权利都没有。
我记得1965年我作为“爱国单位”的职工访问北京，见到负责港澳工作的廖承志，他对我们说，香港要保持现状，因为这样中国才“有利可图”，你们“爱国职工”要“忍辱负重”，在香港为祖国作贡献，不要在香港争取什么民主。
早几年在英国公开原属高度机密的档案，其中提到英国外交部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提交一份报告，引述1958年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英国访客时，要他向英国首相麦美伦转达以下意见：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状态，丝毫不变。
另一份档案文件，就记录廖承志与香港工会代表访京团聚会时，批评当时美国人建议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并警告英方：“若这个建议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时刻，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
英国在战后遵守去殖民地化的承诺，在各原有殖民地进行政制改革，给当地人更多政治权利，然后“光荣撤退”。但在香港，却在中国威胁会作出军事反应的情势下，无法推行。
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不足四个月，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就急不及待在翌年3月8日去信非殖化特别委员会，反对港澳被定义为殖民地，而指应为“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宣称港澳的地位，属中国主权范围，甚至写道：“联合国并没有权讨论这些问题。”
因此，英国没有像在其他殖民地那样，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是因为中国以武力威吓英国不能够这么做。1979年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对他表示将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其后港府在1981年开始推出政制改革，首先设立区议会，并部份民选。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中方一开始就拒绝有香港官员参与谈判，指谈判只有中英两方，不能有“三脚凳”。
自从知道中国要夺取香港之后，港英当局就力图推动香港的民选机制，想在97主权转移前建立一个权力立根于香港、有充份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政权，但这种努力却一直受到中方及在香港的亲中力量强烈反对与阻拦，而夹在其中的香港市民，虽较多人支持民主派，但并未形成一个压倒的力量。
从80年代开始，到1997，我主编的杂志对香港的政治发展就保持关注，我也在报章写有关香港问题的专栏，我和关注这事态的朋友都可以为历史作证：英国对香港民主的推动，起步是迟了些，但并不是没有着力。而最大的阻力，不是不太关心政治的当年的香港人，而是中共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