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抗争运动已经进入第三个月。从6月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以来，这个城市经历了百万人上街游行、大规模罢工，还有阻塞地铁和机场等不合作运动。在示威现场，可以见到许多年轻面孔，有些还未成年，他们在这个暑假见识了橡胶子弹、海绵弹、布袋弹、水炮车等花样翻新的武器。
有人称，这些学生和很多抗争黑衣人一样也是“废青”，叛逆而不思进取，被人煽动又不自知。然而，随着香港政治动荡，数名中学生告诉BBC中文，他们中间很多人不仅学会了不少急救、法律、隐私等常识，还上了一堂很好的公民教育课。不过，在这场被广泛认为是无组织、无领袖的抗议运动中，不仅中学生，连他们的家长和老师都有些无所适从。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6月至8月期间参与示威活动的人群中，有6%至15.6%的参与者年龄在19岁或以下，即中学在读。有些中学生背负着家长的不解和指责，仍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运动。6月22日，百名中学生发起罢课联署，呼吁政府撤回修例。
8月22日，再有上千名中学生参与集会，倡议政府响应民间的五大诉求，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成立独立机构调查可能存在的警察暴力和其它违规行为。当开学临近，学生们也在酝酿一场可能更大规模的罢课行动。
中学生破碎的买楼梦
17岁的郭同学开学即将读中六，他在这个暑假“不停地参加集会和游行”，帮忙做文宣工作。除了在示威者使用的连登、脸书、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紧跟运动发展，他还下载了《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整份文件，与朋友一起做研究，看究竟在哪些关键点上损害了香港人的利益。
郭同学认为，他与家人、老师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看法基本一致，“楼价会跌，会赔很多钱”。他说，长辈大多坚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而他们这一代更能接受武力施压的“勇武”抗争。
“老师大多在港英时代出生，已经买到房，生活安乐，不需要走出来。但我们不同，努力工作18年都买不到房”，郭同学说。
他向往成为在中环工作的专业人士，“努力工作、廉洁守法”。更重要的是，“努力的结果是收获，而不是说18年都买不到房”，他再次强调。
郭同学所说的通过苦干而出人头地的一代，正是二战后1946至196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他们就业时正值香港经济持续增长，得以人尽其用。那一代人的“狮子山精神”勉励着香港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但幸运已逝，旧式的香港梦早已成为幻影。
根据美国物业顾问公司Demographia的调查，香港在2017年第七次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房价入息比率（房价中位数除以家庭全年收入中位数）高达18倍。简单来说，一个普通的香港家庭要不吃不喝18年才能买到房。这个数字在2018年突破20。另外，阶级固化、青年向上流机会变窄都表明“婴儿潮”一代的机遇时过境迁。
郭同学期望，未来的香港能在“政治上维持一国两制50年不变；生活上能让普通人负担得起楼价、物价。最好，到2047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因香港的民主运动而得到改变，采取相当民主的政治体系。”
“那样的话，我会选择留在香港。如果还是那么黑暗，我会选择移民”，郭同学认真地说。
这次运动中，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的竞选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再次被广泛接受，响遍各处抗争现场。读中六的17岁万同学认为，光复是要“恢复一些事情”，革命则意味着“要有改变”。他认为，这句口号与港独无关，他更注重背后所代表的改变精神，“大家用不同的形式达成同一个政治理念。”
万同学强调，既然出来抗争，要求改变，那么也要谦虚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他看到破坏“连侬墙”的大叔，在机场从示威者手中打落标语的大伯，激怒了示威者，双方产生冲突。万同学反思，不论对方是谁，讲的正确与否，都可以用理据说服他们。他说，“对家人、对连侬墙面前指责我们的伯伯，我觉得都要打开耳朵先听——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最欠缺的东西。”
“我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地去批评谁，但这是最基本的尊重。对我自己来说，抗争的矛头是政府、是政治、是制度，不是市民，不是站出来骂你的伯伯，”万同学说。
没了“无忧无虑的暑假”
两个月以来，警民冲突不断升级，几乎每个星期的游行示威都导致暴力冲突、人员受伤。8月25日，警方首次出动驱散人群的防暴水炮车，有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砖头和燃烧弹，并有警察在冲突中鸣枪警告。
抗争者与政府陷入僵局，在无组织、无领袖的运动中难以对话。不仅如此，有些家庭也陷入僵持。
两名14岁的女生在中学生集会中告诉BBC中文，她们并没有告诉家长来参加集会，因为“害怕被骂”。她们愿意跟家长诉说自己对运动的看法，但长辈总是在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直接批评她们。
“他们整天就讲，示威者就知道扔东西、打烂东西。他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前因后果是什么？单单看到这些行为就说我们是暴徒，搞乱香港”，一位女生沮丧地说。
她的家长还说，示威者是收了钱才这样做。但她不同意，“怎么会有人收了钱愿意坐监狱，甚至连眼睛都没有了，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很不合逻辑”。8月中旬，一名女示威者疑被警方用布袋弹打破眼睛，激起民怨。几天后，大量市民聚集在机场示威，导致大范围停飞。
女生说，“虽然政见有分歧，但黑白才是良知”。对她来说，本该是无忧无虑的暑假，却“多了很多游行，多了很多集会，多了很多人受伤、很多人哭，每天都很担心香港。”
她们说自己在这个年龄不能上前线，只能参加集会表示支持，向不了解情况的同学传递信息。“尽量给他们看证据，不要一味支持警察。”
“很多前线的勇士都帮助我们对抗这个残酷的时代。帮我们挡枪，帮我们吸食催泪弹。我们中学生做的只能是站出来，支持他们”，其中一位看上去怯生生的女生说。她的声音还很稚嫩，但一字一句慢慢讲完，坚定而有力。
有愧于下一代的家长
张先生是一位16岁中学生的家长。这个暑假，应对抗争运动成为家中的日常。他说自己的孩子会到抗争前线传递物资、设置路障。他对BBC中文说，“小朋友只在屋里看电视关注示威或参加游行，已经觉得不足够（表达要求）了。”
张先生与孩子沟通过很多次，说自己会支持，但让他考虑后果，被打、被捕，会付出什么代价。他告诉孩子，“你做任何危险事之前想一下妈妈，想一下家人，自己的前途。是不是值得呢，如果你觉得值得，我就全心支持。如果你能安全撤退，我就会放心了。”
“不是很轻松的聊，但也不是很严肃。如果你用大人的口吻，说‘小心点啊’什么的，下次他就未必愿意跟你沟通。”
张先生30岁时正值1989年北京学运，在悬挂八号风球的天气里上街游行。两鬓斑白的他跟孩子讲自己对当时社会的看法，对政权的愤怒。“我也年轻过，我也争取过权益”。
8月21日下午，太阳炙烤着城市，中学生集会尚未开始，张先生已经到了现场，胸前举着手写的纸牌“同学们，家长撑你”。
张先生说，香港的自由本应该由成年人去争取和承担。但太多成年人安于现状，于是小朋友觉得要站出来。“如果作为家长再去批评他们，我觉得有愧于现在的青少年。”
一家人在Whatsapp上建立了家庭群组。大人在家焦虑地看抗争现场直播，及时提醒孩子警惕警方的下一步动作。
半夜，16岁的孩子从抗争现场回来。两夫妇熬夜等着，母亲一把抱住儿子，心中的石头这才放下。
父亲问孩子，感觉怎样？还去不去？
孩子说，没问题，没有想象中危险。
不能解惑的师者
教中学体育的张老师已经有30年教龄。他认为中学生在暑假参加社会活动，是一种“关心社会”的表现。“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社会在发生什么，包括中学生。一个人的学识不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也有公民教育上的。”
张老师有一个20岁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他在家尽量用一种“接纳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先接受，再讨论抗争细节。”
他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是体格勇猛的人，他甚至鼓励孩子去设置铁马阻碍交通、参与不合作运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底线是不贴身肉搏，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身体。
张老师解释，“我（比孩子）体会到的香港民主进程的时间长一点，觉得给政府适当的压力是应该的。因为走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用了一些和平示威的方法，但这个政府不怎么理人。”
张老师是中学校内“危机小组”的成员，这次主要处理学生罢课事宜。他说，他会尊重学生的诉求，“如果罢课，就由着他们。做少许引导，告诉他们可以去哪里、怎么罢，帮他们完成要求。”
张老师强调，他只是他的个人看法。8月20日，香港教育局向学校和教师发布新学年教育措施。当中提及，教师在处理当前社会纷争时，如果遇到难题，可以表示“不知道”或者“自己也不理解”。
有两年教龄的中学语文老师阿玲（化名）认为，这种指引是无稽之谈。“怎么可以明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却对学生讲不知道、不理解。这是封闭了学生取得信息的一种途径。”
“学生应该以老师做榜样，但老师用‘不知道’为借口而不去解释一些事情，或者不尝试去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已经违背了师训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阿玲说。
对于有人指责，中学生被政党团体“煽动”而走进抗争现场，阿玲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香港中学生的思考能力”。她说，学生看到7月21日白衣人在元朗暴力袭击市民，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分歧，更加激发独立思考。
“为何从小到大以为警察是正义的，却要等39分钟才出来救人，或者落闸关门而不救人。教育同现实的反差令他们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