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香港一直被认可的程序公义，今天已经变成中共党国维稳机器的一部分。勇武派要进化为智勇派，抛开多余的教条，才能真正打倒暴政。
现年82岁的前特首董建华在其基金会发言，表示近期香港的示威，组织非常精密，而且幕后推手可能是美国和台湾。台湾《上报》发表文章《胡扯的“外国势力介入”》，作者卢斯达认为，将矛头指向“外国势力”只是不愿承认香港与中国的致命矛盾，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已经种下，渐行渐远是这段关系的宿命，但中国不可能认知，认知到也不能承认，因为这抵触了“中华民族是一体，一个民族就只有一种形态”的现代教悔。
文章说，前清领土上存在的，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之后因为不同的共同经历，又制造新的认同和差异。而“中国人身份认同”由于是在近代暴力“打造”出来，因此他们也会认为“香港人身份认同”是人工发展出来，因此必然是外国代理和制造。中国外交部最近说香港的示威活动是美方的作品，便是这种陷入自身建国运动盲点，而最终变成胡言乱语的绝好例子。
香港司法已沦为党国维稳机器的一部分
台湾《报导者》发表文章《香港暴动罪普遍化：军警政权下法治崩溃》，作者刘细良认为，由于暴动罪是恶法，过去只用于穷凶极恶的监狱群殴，英治时代自1970年代立法后从未应用在公民身上，是备而不用的殖民地权力。自2016年旺角骚乱梁天琦成功入罪后，有关判例已经大大损害了香港人的自由空间。728上环冲突后，律政司全面同警方“合作”，快速起诉45人暴动罪，足以证明是滥捕滥告。反观官绅警黑四位一体下，黑道真暴动就变了“不同政见人士冲突”。
文章说，香港一直被认可的程序公义，今天已经变成中共党国维稳机器的一部分。党国机器正在操作香港的执法及司法制度，以对付国家的敌人，不惜代价去毁灭抗争者，同时也一并毁了香港。上环冲突上庭审讯当日，中共官方宣布8月1日起停止47个城市台湾自由行，据估计台湾内地旅客减少近70万人。用经济手段迫台湾人放弃蔡英文，目的就是扶韩国瑜一把。
香港三种暴力不能等量齐观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哪种暴力？如何批判？》，作者安徒行传说，当前香港存在三种暴力：一是激进示威者的暴力，二是警察镇压和滥捕的暴力，三是“白衣人”们无差别地袭击市民的暴力。由于活在“法治”的迷思之中，人们不再意识到法律制度背后中隐藏的暴力（例如对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公安恶法习以为常，视之为理所当然）。只有当法律（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机关）不再服务于公义，这些制度的暴力就会激发出“不认命者”反抗的暴力，这个制度就迈向衰落，日益腐败。为求自保，就不得不更大地求助于护法的暴力，放弃之前承诺的“法治”，继之以法治之名强加“法纪”。
作者认为，香港目前出现的三种暴力，并不是对等的暴力。要说的并非三种暴力在强弱程度上的悬殊，而是它们并不处于对等关系，所以绝对不能等量齐观。不区分三者而声声谴责暴力，不单是伪善，也是对暴力、法律和公义之间关系的无知。
勇武派要进化为智勇派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勇武派还可以做什么》，作者冯睎乾说，推倒“送中条例”的代价，是打开潘朵拉的盒子：不但令警队魔性尽现，还引出一大群“撑警”黑社会，政府从此踏上“军黑治港”的不归路。现实真讽刺，送中条例可以寿终正寝，是因为香港已变得比中国更中国。有这样的香港，还需要“送中”吗？
文章认为，对特区政府来说，现在是最坏的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林郑月娥失势，沦为弃妇，只待中央屠宰，所以是最坏的时候。然而物极必反，当她跌至低无可低的位置时，处于“冇得输”的状态，心里反而踏实了，只待对手犯下大错，便有机会反败为胜，所以也是最好的时候。以上分析，对何君尧亦适用。他们两人以至中央政府，都在等待适当时机。香港人不能再输了，各方必须抛开和理vs勇武的二元思维，思考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勇武派要进化为智勇派，抛开多余的教条，才能真正打倒暴政。
“防火长城”巍然耸立，谷歌怎能“没有边界”？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什么谷歌与中国合作研究人工智能是危险的》，作者PETER THIEL认为，人工智能有军事力量，这个简单的理由可以解释美国领先的软件公司谷歌近来的行为为何令人震惊——在中国开设一家人工智能实验室，却终止了与五角大楼的一份人工智能合同。如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 Carter）上月所指出的，“如果你和中国共事，你不会知道你是否是在从事一个军事项目。”
作者质问，一个用“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给本国互联网竖起边界的国家，谷歌怎能用“没有边界”的措辞，作为与它共事的理由？中国共产党毫不惮于袒露它确立统治地位的决心，尤其是在对科技的利用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