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兄说，他想不到现在香港人会如此勇敢抗争，一两百万人上街，年轻人不顾死活地在前线冲。他说，如果当年香港人这样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统治，莫说百万人，就算50万人，英国也不敢把主权拱手给中共。那时候的香港人不认识共产党真面目，“只有我跟你几个写作人反对，整个社会没有强烈回响。失去了大好时机。”
在中英谈判期间，劳思光、徐东滨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知识人组织“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延续英国管治设想了不少方案，但在社会得不到回应。担心97后景况的人纷纷移民，无法移民的就接受宿命；也有包括当时的大学生在内的少数人，相信会有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觉得要英国延续殖民统治似乎“不道德”。行政局议员钟士元率团奔走伦敦、北京，表达香港人对主权转移的忧虑，在伦敦不太受重视，到北京见邓小平则不欢而散。在中英谈判大局已定的时候，他接受我访问，疲倦地说：“你叫我跟中英对抗，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后盾，没有选民。”1984年戴卓尔夫人在香港举行记者会，时任记者的刘慧卿问她：“你们将500多万香港人交给独裁的共产政权，在道义上是否说得通？”她回答说，我们什么都做了，“所有香港人都满意，你是唯一的例外。”当然不是，实际上是绝大部份香港人不满意，但确实没有太强的抗议声音。
原因是当年香港人纵使有些人有旧日经验，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受压迫欺凌的感觉，跟现在香港人的切身感受不一样。香港人没有经过民主洗礼，自由法治是英国统治带来的，毋须香港人去争取，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不觉珍贵；没有压迫感窒息感，也就没有抵死抗争的意识，连游行示威也发动不起来。现在回过头去看，不是错失机会，而是没有机会——不存在可以发动民众的气候和条件。
现在香港人的奋起抗争是不是已经时不我与了呢？不错，香港已成专制政权的囊中物，就力量对比来说，香港的抗争确实是以卵击石，没有胜算。但这种以弱抗强的斗争，也赋予了香港抗争运动令全世界惊讶佩服的正义光环。早两天，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接受访问时说，香港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坚韧不拔、志在必得、毫不松懈、绝不退缩地上街抗争，他们是当代英雄，应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向世人展现自由的男女，面对极权毫不示弱、挺身而出的精神，他们不仅是全世界年轻人的榜样，而且是所有人的榜样，我觉得非常伟大，历史就在我们面前，香港游行必将载入史册。”并说，如果中共恼羞成怒，像六四那样镇压，那么中共的死期也到了。
历史上香港人错失了一个免于落入极权手中的机会，正因如此，历史也给了香港人一个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就是以微弱的自由力量，去抗拒一个超强的专制力量。而微弱的自由力量的背后，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追求自由的心灵。香港人现在就站在人类历史上自由对抗奴役的最前线，螳臂挡车。也许你会说，势单力薄的香港几百万人，担负得起这样的重任吗？当然担负不起，但是，幸也罢，不幸也罢，生在这时代的香港，不想做奴隶除了抗争就没有选择，这就是香港人的时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