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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阁楼男女混居记

1969年1月下旬某日下午,厂里造反派头头突然把我叫去,说是有外调人员来厂找我外调。到那里一看,两个陌生男人正等着我。厂里陪见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我说:“这两个同志是果品公司来的,找你了解若×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争取立功。”说完向来人望了一下,示意可以提问了。

来人中一戴眼镜者单刀直入,问我:“你和若×以及你们那一伙人平时都说了些什么?”“我们平时聊天也就是些闲话,见面也不多。”我答。眼镜紧接着问:“你们那年的抱冰堂会议也是闲话吗?”我一时竟没反应过来,不知他在说什么。一会儿,我明白了,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我是去过一次抱冰堂,几十年也就那一次,是1966年春节期间,若×带着老婆,我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宫××、艾××和王××,一道去的。那天我们去晚了,不到一小时茶馆就收场了。怎么能说成是什么会议呢?”

眼镜质问道:“你能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能对我今天说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负责。”“那好,我们走。”两个外调人员悻悻起身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王××身上。他是若×单位的一个小青年,年龄和学识上与我们这些人有代沟。不过,他在单位对若×不错,有空还到若家坐坐,于是与我们这几个右派朋友都混熟了。

王××一度是单位保守派的头头,掌过一点权。武汉720事件后,造反派掌权,就寻机报复他。一天,人家把他弄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一顿好打,逼问他与若某的来往。他一通胡编乱说,把1966年春节那次抱冰堂茶馆喝茶说成“抱冰堂会议”。当天打完,王××被放,他的交代也未被当回事。到1969年清队时,派性斗争更错综复杂,3年前的那次喝茶又被提出来调查。除王××和妇女、孩子外,我们几个右派都被各自的单位关起来了,追问我们在一起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某日下午临下班时,我刚卸完板车上的材料,一个小组长就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回家了。”这时,忽听又传来一声断喝:“把××看起来!”是我厂造反派总头头、社会游民出身的刘某。当晚我就未能回家。一个街道小厂里的一个社会游民的一句无法无天的话,竟限制我人身自由长达3个月。

在此期间,无数次开我的斗争会。有一次,一个积极分子气鼓鼓地上台说:“我今天要揭发批判××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们那一伙牛鬼蛇神放毒时,恶毒地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最高’,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次高’,称周总理为‘台柱’,大家说,××是不是一只花面狐狸?”下面齐声应答:“是花面狐狸!”接下来的一个积极分子,一上来就把我的头狠狠按了几下,同时怒吼一声“低头!”接着直截了当地质问我:“××,你是不是说过‘现在8亿人看8个戏’?”我承认道:“说过。”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声声。

被关期间,我白天照常上班,但不能回家吃饭,晚上不能回家睡觉,而且有两三个人看守。厂外有一间堆放铁板和杂物的板房,上面有个小阁楼,他们就把我安顿在那里。小阁楼约有10平米,人在中间可以直立,两边坡顶处就不能直立了。在一边的坡顶下安放一张单人床,是我睡的;另一边的坡顶下搭了一个双人床(可3人横卧),是看守我的人睡的。两床中间放一张方桌,既供我晚上写交代材料,也是我与看守之间的汉界楚河,因为看守我的是清一色的“嫂子”(我厂男人很少)。

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男女混居一室,很是尴尬。也没有卫生间,上下阁楼靠一个活动的木单梯,半夜方便很不方便。我如起身方便,总是先干咳两声,并拉亮电灯,以免被栽赃或误认为我想逃跑或行刺,然后从方桌下面拉出一只小木桶,面向我的床小解。至于水声哗哗,我就实在没有法子了。“嫂子”们要起夜,总是轻手轻脚,一般不开灯,至于“泉水叮咚”,也只好横心由它“叮咚”了。每天夜里,她们几人次“叮咚”,我就几次梦回。

中共九大后,天气渐渐热起来,不便之处更多。夜间既不用盖被子,长裤也不能穿了,即便关了灯,也能模糊显示肉光腿影。然而,我中封建之毒太深,始终恪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道,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可是“嫂子”们终于忍不住了,一天晚饭后,我亲耳听见一个“嫂子”小声对头头讲:“你与若×单位联系一下,问他们单位几时放人。你就说,你们不放人,我们单位可要放了,我们小厂条件有限,不能与你们国营大单位比。”两天后,厂里放我回家了,没有给我任何说法。若×单位大,条件好,比我多关了大半年。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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