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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队队长与地主女儿的婚姻

我的爷爷,曾是东北松嫩平原上一名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而我的奶奶,就是爷爷进行土改的村里唯一一户地主家的女儿。他们的结合,并不是一场跨越门第之见的伟大爱情——事实上,这是一场传统的充满交易感的包办婚姻,同时也是对大历史的见证。写自己家的历史,最难的就是避免“罗曼化”的倾向和简单的是非判断,进而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毕竟,要一个人摆脱家庭的立场,是一件太难的事,而“快意恩仇”的诱惑又是那么强烈。对此,我也只能尽量为之。

一、联姻:地主的自保

1947年初冬,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来到了吉林省伊通县南部的一个村庄,为首的工作队队长骑着大洋马,挎着两支驳壳枪,甚是威风。这支队伍就是伊通县大孤山区土改工作队,而骑在马上的人,就是我从未谋面的爷爷。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除了本村唯一的大粮户——他们早就知道了土改工作队要来的消息。这家人兄弟两个,老大当家,老二早逝,老娘尚在,有土地数十垧,草房11间,小仓房三间(都是草坯房),一片柴火林,算有些家财。而我的奶奶,就是二爷家的小女儿。对于自家财富的来源,奶奶并不特别清楚,只知道在她爷爷那辈,家里就有不少土地了,后来在她大伯(东北称“大爷”)的经营下,日子过得挺富足。与许多大粮户一样,她家依附政治力量的痕迹也很明显——奶奶的父亲当过伪警察,大爷也在屯里负过责任,经常去乡公所办事。当然,她家并没有成为秦晖所说的“政治性地主”——那种借助政治权威获取财富的地主。他们选择靠近政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从这一点上看,后来把奶奶嫁给爷爷,还是蛮符合“家风”的。

对于这家人来说,共产党并不陌生。伊通县城已于1947年10月1日解放,而在此之前,共产党的队伍已经在伊通地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两年拉锯战。大爷与共产党多有接触,不仅很多亲戚朋友加入其队伍甚至入党,还与中共伊通县委主要领导邓烈认识,曾冒险赶车送他去山沟里躲避国民党军队。回来路上他连人带车被国民党抓去拉了十多天活,家里人还以为出意外了。正是在此期间,恰巧国民党来收缴枪弹(兵荒马乱之际,当时东北许多有点财产的人家都有枪,她家有枪的消息不知道被谁暗报了国民党),把奶奶的母亲吊在房梁上逼问。在一家女人们的苦苦哀求下,我的这位太姥姥才侥幸免遭毒打,但被抓去做了十几天洗涮缝补的活,后被同村穷人保回。保太姥姥时,奶奶的四叔还被国民党士兵拿“苕簌疙瘩”(即扫把,东北方言)一顿好打。

但此一时彼一时,土改的声势已经笼罩了这一地区。当听说土改时大粮户们“又”要被吊在房梁上痛打甚至枪毙的消息后,大爷慌忙带着自己的大儿子逃往外地,留下老娘、奶奶的母亲带着奶奶和坐月子的大儿媳在家(其他家人或已出嫁,或在外地)。

随着土改工作队开进临近村庄,打杀的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一家子孤儿寡母,惶惶不可终日。察哈尔省委曾对土改前各阶层心态作过一个描述:“贫农欢喜,中农怀疑,富农怕斗,地主怕死。”就奶奶家而言,恐惧确实成为了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

恰在此时,已经加入邻村农民会的奶奶的一位堂哥,来到她家“保媒拉纤”,跟太姥姥提议把奶奶嫁给爷爷,说他是这个区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这样就不用怕挨揍了。当时奶奶只有16岁,太姥姥虽然很不舍,但怕一家人受苦,便做主将奶奶许给了爷爷。就这样,爷爷进村没几天,奶奶就稀里糊涂地过门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土改,爷爷和奶奶很难在一起,因为当时的婚姻,主要还是讲“门当户对”,大粮户家的女儿,一般也都嫁给大粮户,或者其他有些财产的人。奶奶的姐姐就嫁给了邻村的大粮户。在这一点上,爷爷显然不够格。他是黑龙江勃利县人,出身贫寒,为出人头地,在伪满时期当过屯长,还当过森林警察。日本投降后,在伊通县南城子加入了共产党队伍,由于作战勇敢,枪法好,很快成了干部。此时的爷爷已经31岁了,整整大奶奶15岁,还没娶上媳妇,可见家境确实不怎么样。当然,晚婚也可能跟他的“二流子”观感有关——在传统乡村,人们普遍认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本分人”,而蔑视热衷参与政治、商业活动的乡村边缘人群,而最早靠近共产党的,很大一部分是这些“勇敢分子”(刘少奇语)。虽然当上了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但爷爷的“阶级觉悟”显然还不够高,对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事并不上心,不然也不会同意娶地主家的女儿。不知道当时像爷爷这样对“阶级斗争”领悟不够深刻的基层干部,到底有多少。

对于这门亲事,奶奶坦承并不愿意:还是个小姑娘,啥也不懂,更离不开妈妈。但为了一家人的性命,奶奶还是选择了顺从。对此,奶奶的大爷颇为感动,捎来信说如果共产党走了,就分五垧好地给爷爷奶奶过日子。为安抚爷爷,他“仗义”地保证奶奶嫁谁就是谁了,绝不“打八刀”(老东北方言,指离婚),从此就都是一家人了。

虽然有爷爷的保护,但土地、房屋还是要分的,浮财也得分一点。因为除了土改工作队外,村里执政的还有农民会。按照标准的工作程序,工作队进村后,要宣传《土地法大纲》、开展阶级教育、召开诉苦会、成立农民会,斗争地主恶霸。但这种“工作报告”逻辑显然并不能代表底层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往往让位于征粮征兵,基层的实际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自己的逻辑。由于爷爷本人“觉悟”不高,再加上奶奶的关系,所以当时村里政策宣传、阶级斗争教育开展得并不热烈,大多数农民对土改也就还抱着怀疑的态度——那地、那房也是人家祖传的或苦苦挣下的,咋能说拿就拿呢?而且,军容整齐、装备先进的国军就在几十里外的长春,他们在大多数普通农民看来才代表了中央正统。但共产党是讲组织纪律的,对于中心政策也必须执行,因此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比如在上级监督下分土地、成立“农民会”。定阶级,划成分,分土地、房屋、浮财,决定枪毙谁,都是农民会说了算。因此,爷爷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奶奶一家。

最后,奶奶家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地主,因为不仅土地多,一家人还从来不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叫吃“剥削饭”。家里的地都分没了(大爷和他大儿子已想办法在外地弄到了地,家里一帮女人暂时也不需要土地了,并可借此堵上别人的嘴),东屋早已空出来作了农民会,一家老小集中在西屋,整天不敢出门。为此奶奶的奶奶一股急火去世了,而她给自己准备的棺材却早已不知道被谁拉走了。土改后,爷爷奶奶搬到了区里,大爷家的大儿媳回家了,太姥姥就连西屋都住不成了,搬进了原来作仓库的小房。不过,一大家人都没有遭受皮肉之苦,更无性命之虞,还是很幸运的。根据官方的统计,当时伊通全县“依据政府法令,处决200余名恶霸地主分子”,不可谓不激烈。然而,因土改而死者并不止这些,所处决的,也并不全是“依据政府法令”的“地主恶霸分子”。

二、土改vs土匪

在传统的土改叙事中,严重的阶级矛盾是土地改革的主要合法性依据,而阶级斗争更是土改的重要环节。就奶奶所在的村而言,土地分布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伪满时期的东北地区,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下的私有制度,农村土地处于私有状态。全村几十户人,大多姓王,沾亲带故,只有奶奶家一家地多。后来划成分时,没有富农,只有几家中农,家里各有几垧地。其余都是贫雇农,可见土地占有的差距。这些“贫雇农”有许多给奶奶家“扛大活”,条件是本人干活时管饱,年底按日结算发粮。如果他们觉得你家伙食不好或出矛盾,也可以去别人家。据奶奶说,她家伙食好,油放得多,大家都爱来她家干活。相对于典型的向地主租地交租的“封建剥削”,奶奶家的经营方式更像资本主义农场——而且从奶奶描述状况来看,粮食的商品率并不低,很多被卖掉换成生活用品了。

但当时的农村也绝不是一片“田园诗”般的美丽图景。伪满时期,日本人对粮食的征收量很大,基层官吏还时常盘剥,到抗战后期,可以想见农民的日子非常清苦。但这段日子并没有给年幼的奶奶留下什么饥饿的记忆,相反记得过年时年货挺多,橘子、瓜子、花生堆一炕,随便吃,那就不知是何缘故了。日本投降后,真正让日子过不下去的,变成了土匪,大大小小的不知道从哪都钻出来了。奶奶回忆,日本人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土匪——这些不稳定因素当然会对战略后方造成一点威胁,而剿匪也可以彰显政权的合法性。奶奶的父亲就是剿匪的时候被打死的。政权真空导致了土匪的复兴,他们从事打家劫舍,绑架勒索的营生。

土匪对于所有执政者都是一个威胁,所以当时东北的土改工作队,除了土改,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剿匪。

听奶奶说,多年后晚景凄凉的爷爷时常抱怨,说当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却落得这样。我一直没有理解当时危险的程度,直到了解了当地共产党部队与土匪、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据史料记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夕,伊通县有近百股土匪,大股有数百人,小股五至七人,在西部出没于大孤山、二十家子、靠山一带……虽然奶奶对这么庞大的数字产生怀疑,但当时大孤山一带土匪猖獗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官方史书中写的是,这些土匪“得到国民党伊通县保安大队和国民党在长春部队的怂恿与支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袭击民主政府,抢劫群众的车马粮食衣物,杀人放火,破坏农民运动……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支别动队。”但实际上,早期的土匪正是靠劫掠、绑架地主为主要生路——农民没钱没粮没枪,绑架了也没用。

而此时横行的土匪中,有多少是出于“阶级报复”形成的“还乡团”式的地主武装,也是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当我问奶奶是否听说过地主加入或勾结土匪时,奶奶觉得谁敢找土匪,避都避不及。当然,这也许只是老人家的主观感受——毕竟她的父亲死于土匪枪下。至于袭击共产党的部队,很多时候主要目的或许是抢劫物资——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管他什么队伍,抢了再说。

爷爷虽说对土改不上心,但打仗还是一把好手。他爱枪,且双手持枪,打起来噼里啪啦的——奶奶说,由于没事就练,村里的烟囱都没有好的。也不知道乡亲们怎么看爷爷这种“匪性”的行为,估计都恨得够呛,更有一种恐惧感吧。年幼的奶奶却觉得挺好玩,也拿过来打,结果由于枪的后坐力太大,一下子坐了个屁股墩,从此再也不张罗玩枪了。

奶奶并没有清楚记得爷爷出过的任务,但在翻看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述:1948年1月3日,大孤山区工作队,为了清除封建势力,去小孤山区马家屯搞联合斗争,土匪“双阳”勾结“万林”等200余名匪徒尾随围攻上来,工作队组长刘德昆、队员方茂云及大桥村参加帮翻队农民积极分子王有、于青山、张花、张秃子等7人,突围时被发现,抓去杀害。杀死后,将王有、于青山尸体扔入井中。我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参加这次所谓的“联合斗争”,但这些逝者中,一定有爷爷的战友。而同年2月19日,伊通县大队更是在两半屯遭遇国民党新七军正规军,伤亡达112人。

兵荒马乱,社会失序,我觉得当时人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即使对于爷爷和他的战友们而言,所渴望的也不过是有一份自己的土地,过上安稳的日子。

三、被枪毙的贫农

在奶奶的讲述中,另一件令我惊奇的事是,土改期间奶奶所在村庄被枪毙的两个人,从成分上来讲竟都是贫农。

第一个被枪毙的贫农因为看起来病怏怏的,外号“杨丫头”。在奶奶的记忆中,这个人除了平时好打猎,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被枪毙的原因,是外地有人给他写黑信,农民会做出了决议,爷爷负责执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里有枪,又好打猎,被人诬陷当过土匪之类的。

第二个被枪毙的贫农其经历更有意味。说起来,他还是奶奶的堂哥,总在她家里扛活。一次在她家干活时,被大爷家的大儿媳妇讽刺了几句。土改工作队进村后的一天,他来到奶奶家,找这个堂嫂寻仇。当时爷爷正在“媒人”家喝酒(给爷爷奶奶保媒的那位堂哥此时回到了本村,还是农民会文书,他的故事下面再讲),派来保护奶奶一家的哨兵也恰巧不在。奶奶赶忙跑出去找爷爷,她大爷家的这个儿媳妇则假装抱孩子拖延时间。幸好爷爷及时回来阻止了这场“斗争”。听奶奶的意思,如果打了也就打了,爷爷也不敢批评、惩罚人家,讲讲亲戚关系,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个以为有机会报仇的直人,碰上了真正懂得报仇的“聪明人”。这个聪明人,就是前面说到的把奶奶介绍给爷爷的那位堂哥,论起来,他俩是一个爷爷奶奶的亲堂兄弟。说起这位堂哥,奶奶印象很不怎么样——他当过伪警察,父亲是做大夫的,家里挺富裕,但是没有地,所以没划地主;又因为能写会算,作了农民会文书。奶奶本来就对他介绍的这门亲事感情复杂,更记仇的是,他在运动快结束的时候,骗爷爷奶奶说,家里暗藏的一缸金银首饰被农民会知道了,趁早主动交上去,但最后这些金银首饰,都被他自己留下了。对此,爷爷奶奶也不敢声张。

奶奶并不知道这两兄弟之间有什么过节,总之,亲堂哥凑了材料,把亲堂弟送上了西天。

枪毙那天,这个人被从农民会押出来,还四处叫嚷着找爷爷。对此,爷爷也有些无奈,躲在屋子里(之前说过,东屋变成了农民会,奶奶一家就住在西屋)不敢吱声,从窗户缝目送了这个亲戚。

这两个人,都是毙了之后才上报县委的。当时枪毙人,没什么程序正义可以理解,但总要讲点革命正义吧?他们都不是地主,为什么会被枪毙呢?这种现象普遍么?

在纪录片《暴风骤雨》里,也有一类叫“势力分子”的非地主,成为土改的“镇压对象”。其具体含义笔者并没有查到,应该是地方一霸之类的人物。但这两个人也没什么“势力”啊!也许这就是基层史料带给人的乐趣吧——它带给你的疑问永远比答案多。

尾声

作为一场剧烈的社会变动,土地改革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结构性贫困。几年后,农业集体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些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重新收归了国家。农民仍处于掠夺—庇护模式之下,不过土地所有者由地主换成了国家,农民更加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关于公平与正义的终极追问,也成为困扰许多人一生的问题。

而我的家族,亦被这场运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48年春天土改结束后,已经成家立业的爷爷怕“关里太乱”,只有十几岁的奶奶也不愿离开妈妈,所以他们没有选择随军南下。之后爷爷成为了所在区的区长,并很快进入吉林省委党校学习。但在1949年的整党中,他由于娶了我奶奶,被勒令退伍,后通过战友的关系到一个镇的供销社工作。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由于害怕历史问题被深究,被迫同意下放,我们一家彻底回到了农村,而爷爷也在1973年郁郁而终。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叙述框架中,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打倒地主老财的阶级斗争。在浪漫的革命想象中,土改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平等、启蒙等一系列美好词汇相连。对于执政者来说,土改是征兵、征粮的现实手段,更是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但是,我想问的是,土改对于每个个体来讲,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更为复杂的图景,复杂到难以解释,难以言说:对于奶奶这个地主女儿而言,是一场并不能算完满的婚姻,对于两位失去生命的“贫农”而言,也绝不是“翻身”的快感。就像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当我们抛却加在每个人身上的符号,将历史还原为“人的学问”时,才会发现更多的苦痛、快乐与无奈。

我常常想,当已入暮年的奶奶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还珠格格》时,是否也在憧憬一场即便不轰轰烈烈,但却自由自在的爱情?而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让人生少一些“身不由己”的遗憾么?

《记忆》201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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