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住在三甲医院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骇然闪烁的红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让生命体验被折叠。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患上视神经萎缩，几近失明，在一位医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见了另一个奇异世界。
1
2016年2月，清早醒来，我发觉眼睛像被蒙上一层白雾，瞳孔中部视线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带我去了东城区一家三甲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长期熬夜，劳累过度，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进而导致视神经萎缩，需要住院诊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进这家医院的免疫内科病房。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头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泪。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学了四年电影，最后的毕业大礼竟是一个镜头也看不清。
我刚要踏进病房，一个操着浓重东北口音的胖女人贴上来。她60多岁的样子，留着齐耳短发，发质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咧着大嘴说：“哎呀妈呀，你就是6号了，我是5号，咱俩以后是一个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门窄，我还提着大袋入院行李，瞬间，我俩卡在门上。我有些反感，赶紧用书包挡住胖女人的热情，转身挤进病房。
听说，我睡的这张病床，刚刚送走一个女孩，和我一样22岁，也是视神经萎缩，最后双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发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头柜上，暗暗发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阳台上向我招手：“6号！到这儿来。”
整栋住院部大楼的阳台连成圈，外面一层防风玻璃，里面是一层落地窗，中间形成一条通道，包裹一间间病房。穿着条纹病服、年纪在五六十岁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处锻炼，见我走近，纷纷转头看向我。尽管看不清他们的眼神，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猜，这个年轻人到底得了什么怪病。
妞姐额头贴窗，眯眼盯着楼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长街送夕阳。”我望下楼。读书四年，我爬过无数号称能看到最美长安街的高楼，不想，最宽阔的视角竟是住院部大楼。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视300度，平时很少带眼镜，如今，带上眼镜也没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难眠，耳边不断传来有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烦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卫生间，模糊中瞥见隔壁床边似乎有个人影。我立马起了层鸡皮疙瘩，战战兢兢地问：“是人是鬼？”
“当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没那么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卫生间。等妞姐出来时，洗手台的一个水龙头突然喷水。我惊慌地抬起头，旁边没人，镜面里也没有人。
我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盯着妞姐所在的隔间问：“妞姐，你好了吗？”
隔间的门开了，妞姐出来了。
我凑到她身旁：“我刚才好像看见鬼了。”
“原来你眼睛有这特异功能啊，还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硕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传递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2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们因与世隔绝而无欲无求，时常讨论的，都是上通凌霄、下达市井的直言爽语，我很快和他们熟络。
妞姐喜欢串门唠嗑，给混熟的病友取外号，是整个楼层的谐星。
年轻时，妞姐是职业标枪运动员，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药加重全身关节骨头恶化，走路需扶着腰，晚上也很难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过了三年，每晚听她在床上闹腾。
早些年彩票兴起，妞姐靠买黑彩票赚了不少钱，她想买笔大的就金盆洗手，没想到赔了十万块。因此，她患上抑郁症。不知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是长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觉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为是房间太安静，可电视音量调到最大，她也没听到任何声音。
她先去哈尔滨一家医院做了检查，辗转到北京做手术。来来回回地折腾，妞姐把医保转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没想到，这次妞姐真的中了头奖，罕见的真菌癌降临她身上。没等听懂病名，妞姐就被推进了病房。那是个豪华单间，长安街风景房，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护工推着搭配齐全的营养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喂饭，妞姐感叹：“你们服务真好啊，几个专家一块儿给我看病，这病房也是，又宽又干净。”
护工穿着设计高雅的职业装，轻声说：“您住的是无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这病房住一晚多少来着？”
“好像是一万，具体还要看给您开到哪些用药和监护配置。”听了这话，妞姐从床上弹起，双脚蹭入鞋，取下挂在墙上的衣服和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万？我宁愿立马倒头就死。”
听到这，众人哈哈大笑。我却挤不出笑意，追问：“之后您没再检查过？身体没其他异样？”
“我回东北待了一两年都没事儿。后来鼻子出了问题，和水龙头一样哗哗流血。赶紧我又来北京，医生说，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来复查三次，有几个小大夫还是我看着长大的。”
话音落地，围在一起的病人们纷纷感叹，自己也是这家医院的忠实老客户，一不小心，就在这里从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会成为这家医院的老客户，我有点难过。
“吃饭了啊！”
高亮的叫喊声在门外响起。病房里没有时钟，我们也不看手机，这四个字就是隔世大楼里的摆钟，每隔五小时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着护工叫号带领我们下楼检查。病人们穿着同样的衣服，护工在前面带队，排在后面的人走着走着，就会不小心走入其他队伍。做完检查，我们同时鼓掌，对护工大喊“谢谢您”。
整个过程，像极了电影里的人工智能时代，大家套着制服，跟随领队去实验室做数据检测，之后整齐划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标间。
、有次，我走丢了，一个人站在门诊大厅，来来往往的人推搡着我，找不见领队护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楼梯方向望去，却看不清哪里有口，视线一片模糊，让我更加紧张害怕。最后，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声。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紧紧拉着他的胳膊。
无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很怕哪天醒来，眼睛会什么也看不见。
3
和我一同做检查的病人，都是眼睛出了问题。
黄斑病变，眼病里的癌症，需要每月定期往眼球底部打针，倒数失明的来临；视网膜色素变性，号称失明通知单，不光自己被世界隔离，下一代也难逃厄运；青光眼，最折磨人的定时炸弹，痛起来像有两把匕首一下一下地捅双眼。
我曾看到，一位母亲哭着感谢医生帮她十岁不到的孩子摆脱眼痛，以摘除两个眼球的方式。即使作为旁观者，医院任一角都足以让人心酸悲痛。但住院部里却从不会看到病人哭天喊地，大家都出奇地镇静。不知是想保留那份脆弱的体面，还是早已不会徒劳较劲。
和其他安静的病人相比，妞姐总是一副精力十足的样子，时常让我忘了她也是个病人。睡过午觉，妞姐问我：“你知不知道东单公园男孩？”
“什么男孩？”
“东单公园男孩你都不知道？走！咱俩下去溜达溜达。”妞姐两只手一拍，又开始兴奋起来。
“医生说外面细菌多，我们不能下楼。”嘴上这么说，我双脚还是从床上落下。住院的生活烦闷无聊，有妞姐这么个活跃的老姐姐带我外出活动也挺好。
换上自己的衣服，我和妞姐悄悄跨过医生办公室，路到电梯间时，一位值班护士正在翻阅资料。妞姐架住我的肩膀，往后一转：“不要回头！她没看见我们。”
东单公园不大，五分钟不到即可走完一圈，有些身着艳丽的中年男子站在假山上，像是在等人。妞姐伸出手，转过身正对我：“看我身后11点方向。”
我默数一遍11点，往左前方望去，模糊地看见一个年轻男子坐在大叔腿上。
妞姐开始向我科普。清朝时起，这里就是公公、戏班演员、各路特殊爱好男士的感情交流所。建国后，修起来的东单公园是北京城特殊爱情的反应基地。这片假山上，发生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也上演妻子和陌生男子争抢自家男人戏码，还有许多男性为了捍卫性取向，和家属互相殴打。
妞姐越说越亢奋，我只想让她的音量赶紧降下来：“你到底是来看病还是来找乐子，有这功夫，不如把腰看看。”
“腰肯定得看，周三再去，今天我们的乐子，就是东单男孩。”
六十而耳顺，这个判断对妞姐特别准确。她虽有些滑稽，及时行乐的态度却让我非常羡慕。
4
周三早上，妞姐套上牛仔风衣，向我道别。她要去北京最好的骨科医院做腰部检查。
我也没闲着，跟着护工下楼做了个视野检查。回到病房，妞姐已经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地望着天花板。
“腰咋样啊，妞姐。”我怀疑她的检查结果不太理想。
一整天，妞姐不停抱怨，早上五点去积水潭医院排队，好不容易排到窗口，发现身份证没带。直到晚上，她也不歇着，在屋里来回走动，脚上的拖鞋像把铁铲，在我耳膜上一层层地刮，我烦躁地坐起身。
见我醒了，妞姐来了精神：“你睡不着，我也睡不着，要不咱俩去看楼下挂号，可热闹了，那黄牛说咋排队就咋排。”
门诊大楼外搭了一个棚，挂号窗口设在棚里。排队的人从棚里排到棚外，全都窝在厚重的羽绒服里，一口接一口地吐白气，有人干脆铺着睡袋蜷缩在地上，等着七点开始抢挂号。
“麻利点儿！全部排成4排，后面的，都排成4排！”一个穿着大红羽绒服的光头男从棚里走出，左手叼烟，右手向人群比划。人们在他的指挥下井然有序。
大概是怕我看不清楚，妞姐对眼前的盛况不厌其烦地讲解。排在队伍前面的，都是黄牛号贩子，专家号都会被他们抢走，排在后面的人只能捡剩下的。妞姐认为，真着急看病的，愿意多花点钱看专家，那些慢慢排队的都不着急。
我不太认同她的看法，如果病情的急缓是以价格高低来判断，那医院为何不分梯价卖号。病人生病心急，遇上黄牛小哥这种油嘴滑舌的双面胶，都会以为，只要贴上专家，就能解决自己的痛苦。
经过这番寒风呼啸，回房后，我们很快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屋外传来几声急促的呼喊。我从床上坐起，妞姐冲到门边，身子靠在门框问：“咋啦？咋啦？”
“32号房有人不行了。”
32号房住的是肾病患者。医院不允许在病房内安置床位，一张病床配一把椅子，长期陪床的家属没法休息。有个女孩在网上买了个行军床，每晚陪伴患肾病的父亲，天亮前再把行军床折叠，放在厕所里。
行军床买来的第一天，我们都跑去看她组装。包装裹得很紧，她咬着嘴唇，用手撕扯下一块块麻袋，衰弱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歪着脑袋说了句：“你可真行啊”。
等围观的人散去，我走到32号病房门前，侧身往里望。那位父亲的病床上空无一人，行军床还在病床底下躺着。隔壁床的老姐姐念叨：“走咯，走咯，走咯就解脱咯。”
5
妞姐的血管炎病情愈加严重，主任提供了两种治疗方式。
第一种是口服进口新药，是目前治疗血管炎最新方法，缺点是药物反应可能会导致腰越来越疼。第二种是全身激素冲激，定期静脉注射。这是最传统的治疗方法，百分百能控制病情，但药量又得从最大剂量开始，对肾脏伤害很大。
讲完利弊，主任让妞姐好好考虑。
每隔一小时，妞姐就会问我一遍“你觉得我是吃药好还是打针好”。在阳台碰到病人，她也情绪紧张地问：“你现在是吃药还是打针。”
选择折磨着妞姐，她不断扯出一张又一张纸巾，揉出小纸球，最后捏成脑袋大的纸坨，矗在窗台上。
几次下楼做检查回来，病房仍空无一人。走到阳台才看见，妞姐独自站在一块打开的防风玻璃前，把脑袋伸出窗外。
我走过去：“妞姐，还没想通呢？”
“要能想通，我就不在这儿杵着了。”妞姐带着哭腔嘀咕。
没想到一向乐观的妞姐也有忧虑的时候。对于我平时的沉闷状态，病友们总是像长辈一样关怀，仿佛年轻人应该有想不开的问题，而妞姐较上劲，他们只当她在搞笑。看她烦躁的样子，我忍不住走上前安慰几句。
隔了两天，最新一轮检查结果下来，妞姐查出肺部出了问题。回到病房告诉我最新症状时，她满口都是对肺的关心，兴奋地给黄牛小哥打电话：“那啥，给我挂个肺科专家，今天下午我就要看。”似乎已经忘记吃药还是打针的纠结。
次日，我的全部检查结果出来了。主任说，我的眼睛只有万分之三的概率康复。学电影四年，我看过很多突遭大病的电影角色，从没想过有一天，这样的转折会落在自己身上。想到以后昔日同学纷纷步入热爱的电影行业，自己却只能睁着无法聚焦的眼睛傻笑，我瘫倒在床上，一串接一串地掉眼泪。
老爸来看我，淡定地说：“不要想那么多，医生就喜欢往严重了说。”看着老爸勉强的笑，我更难过了。我厌烦安慰病人的情节，但作为病人自己，却没勇气直面病情，更没法回避这个问题。只要张开眼，模糊的视角就会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正常人。
妞姐得知我的病情，试图安慰我：“我东北老家有一餐馆，全是耳朵鼻子眼睛不行的人搞的，我看，就那盲人坐在那儿最威风，每天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回头你也……”话没说完，妞姐被人拍了两掌。
房间再次陷入沉默。我不禁抬起头，扑哧一声笑出来。
“我说话不好听，但我说的是实理儿，对不？”妞姐开口。我早已习惯她的措辞，点点头说不介意。
6
出院前夜，我和妞姐环绕着大楼散步，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妞姐讲自己如何练上标枪，走出农村，进入哈尔滨标枪队，又如何遇到老伴儿，在哈尔滨安家。
讲到看病，妞姐说是老天安排，既让她当上运动员有口饭吃，又让她积劳成疾，退休后一身病。“老天爷不会一股脑地只给好处，一定是蜜糖加砒霜。”
我原本以为，妞姐是个长不大的年轻人，会较劲，想要逃离现状。其实，从一万一天的无菌病房逃离那天起，她就已经接受问题连着问题的生活。吃药是生活，看病是生活，连痛苦，也是生活。
妞姐反复辗转医院的热情，似乎让我看到自己以后的生活。我一直以为，变老的标志是白发上头，皱纹上脸，现在才意识到，变老的标志是直面生活的磨难。
“听说考你们学校的人，老多了，新闻说考上的概率是好几万分之一。你也忒厉害啊，生病这点儿小事儿，能过去的。”妞姐拍了拍我的后背。
妞姐的话让我有些振奋。比起眼睛康复，考大学难了几十倍，我都能考上，或许有一天，眼睛也会奇迹般的康复。
走回病房，我本以为会失眠，没想到睡得非常安稳。
第二天，还没吃完早饭，老爸就来接我出院了。医生给我开了几大袋药，其中有瓶激素，是免疫病人的保命药，医生跟我开玩笑，说最好走到哪里都带一瓶。
脱下穿得起皱的病服，换上自己的衣裳，我居然感觉没有病服宽大舒坦。穿好了鞋，我转头望向妞姐，发现她也正望着我。
想到以后再难见到她，我竟有几分不舍。妞姐一脸傻笑，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啥，你有我微信，没事儿给我通电话啊。”
我点了点头。
出院后，我每天要搭配吃八种保健品，虽没创造万分之三的奇迹，但视力保持0.1，没有恶化。闲时，我想起妞姐，拨通了她的电话。
电话里，妞姐还是那样幽默：“那啥，我已经打激素了，打针其实比吃药方便，一个月一次，就跟蚊子咬一样，眼睛一闭一睁就好了。”
“不是说副作用很大吗？肾脏怎么样？”
“哎呀妈呀，这人就算一点毛病没有，肾脏也在衰竭。”
大学时，我常能在影视作品看到妞姐这样的角色，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有把病痛讲成段子的老顽童。
我想起医院卫生间那个突然喷水的水龙头，并不是因为闹鬼。妞姐告诉我，水龙头也生病了，时常自动喷水，已经好多年了。对此，大家习以为常，只要还能感应喷水，就会继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