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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抄家

1966年红八月,大上海变成腥风血雨的大海洋。过去整洁的南京路,如今成为一批批红卫兵横行滋事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前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过路人的小裤脚管也在被剪之列,烫发的妇女更被残暴地剪成光头。十里长街,处处慌乱,处处痛哭,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光妇女的上衣。淮海路上到处砸招牌,一些著名餐馆贴出大字报:“黑九类及其子女不准入内!”有的餐馆甚至贴出所谓革命通知书,赫然写着:“二十种人不得入内: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道、尼。”著名的上海文化广场上,隔日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专家被打倒在地,再用脚踏踹。

我家也遭劫难,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连续到我家抄家。他们拿着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唱着《造反有理》革命歌曲,像跑步冲锋一般打上门来。一进来就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他们认为,我们这样的反革命人家,过去是地主资本家,一定私藏金银财宝,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抽打我父亲。

有一次,他们抄到我母亲三十多年前的陪嫁品,几只手镯、翡翠、玉片,如获至宝,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碧玉被打碎在地,红卫兵在地上抢夺碎片。几个红卫兵在我母亲的箱橱里抄到几幅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国画,那是我太外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画。他们不知其贵,只是好奇地传观。一个红卫兵上来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一把夺过,撕碎掷出窗外,跳着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的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的父亲刘宗汉曾经当过国民党专员,红卫兵逼他交代罪行。老人吓得哆哆嗦嗦,辩解说:“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呵斥他狡赖、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冲着用皮带抽他。一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从一本旧书中搜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激动得大喊:“抄到了,抄到了!”其中一张照片上,我父亲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西装,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还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的合影。

红卫兵指着照片,点戳着我父亲的脸,大声喝问:“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老实交代,这是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面对他们的吼叫乱骂,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和人民,去苏联和美国接受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的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么代表人民?还在放毒!”“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你又在耍花样,欺骗我们红卫兵小将!”

往昔的荣耀使老人勇气倍增,他伸手拣出张照片,说道:“喏,这一张,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同志。”又指着另一张说:“这个美国人,是抗日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

那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又从另一本书中找到一张大照片,惊叫道:“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那是一张父亲当年做京剧票友,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几个红卫兵立即揪住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按背,弯腰90度,双肩后翻,疼得大叫。

三哥文辉堆放在床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被他们一本本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他们认为好看的,就扔进一只大纸箱,准备带走。三哥爱书如命,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撕书声犹似刀割在他心上。他急忙上前解释,阻止他们的恶行。四五个红卫兵冲上来,对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骂道:“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的书籍,不是外国的,就是孔孟之道的,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全部烧掉,看他今后怎么看!”

临走时,一个红卫兵头头已出门,又返回来,强行抢走了我家的一台六管红灯牌收音机。我上前拦阻:“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那个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账,当心你们的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扬长而去。

那年月人人自危,平时的积怨、妒忌,同事、邻居里的不和,随时都会变成暗箭和诬告,再由此造成被斗争、抄家。有一天,一个邻居到派出所密告,说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半夜在屋后花园里藏东西。一批红卫兵很快冲进来,在我家花园内乱掘猛挖,花木全被毁。

与我们同住的4个外甥,大的16岁,小的8岁,吓得哇哇大叫,围在老外婆身边痛哭发抖,有的甚至钻到床下。

我家对面住着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老师姓高,出身资产阶级,平时同学们背后都夸她漂亮,有气质。那天红卫兵抄她的家,我看到一个流里流气的学生用扫帚挑起一件粉红色柔软衣物,在她家门口吆喝,引来大家看热闹。那是一件胸罩连内裤的女用内衣,里弄的阿姨妈妈们看到后,神情异常,啧啧连声,仿佛那是很淫邪的东西,只有荡妇才会穿。有的学生指着被批斗的高教师骂:“不要脸,淫妇!”围观的一些革命群众也叫喊起哄:“给她剪了,剪了,剪成条条片片,看她怎么穿!”有人骂道:“骚货,看上去那么漂亮,想不到思想这么肮脏!”有人叫着出主意:“狠狠批斗!把脏东西挂她脖子上拉出去游街!”

红卫兵们听到起哄人群的恶作剧创意,立即把那件胸罩内衣剪成七八条碎片,挂在高老师头颈上,推搡着、作践着在里弄周围的街道上游斗,后面跟着一长串看热闹的人。高老师低着头,泪流满脸,泣不成声,忍受着愚昧人群的肆意凌辱。一位哲人说: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文化大革命将万万千千人推向愚昧的深渊,又使千千万万人遭受愚昧暴君的残酷践踏。

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说北京大兴县杀害300多名四类分子,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家被杀绝。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着墙上贴的毛像说:“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位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血债,否则天理不容!”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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