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宁汉分裂至国共分家
第一章 北上武汉到南昌暴动
我们先看北伐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动态：
北伐军主力，自入湘以来，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长沙，七月卅一日进抵武昌城下，九月七日占领汉口、汉阳，十月十日克服武昌城。
江西方面——由蒋总司令直接指挥，于十一月十七日克南昌，东路军何应钦，十二月十八日克福州，继即向浙江推进，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占领杭州。
长江方面——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军第二、六、七三个军沿长江向南京推进。安徽省督办陈调元宣布投向革命军，程潜统率二、六两军于三月廿四日占领南京。
上海方面——当北伐军进迫上海龙华时，上海工人于三月廿一日实行总罢工，以响应革命军，并与上海直鲁联军进行激烈巷战，廿二日直鲁联军退出上海，北伐军于廿三日进占上海。
自北伐主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俄顾问鲍罗庭，偕同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要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由广州起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国民党中央及国府代表名义筹备迁都事宜。并于十三日成立“国民党中委及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办理建都工作，广州国府于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止办公，由谭延闿代主席及张静江率领国府职员于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布迁都武汉，正式开始办公。但蒋总司令觉得，当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在鲍罗庭策动之下，已有迎汪压蒋之势，乃于一月三日电武汉中央要员，主张国府暂设南昌，以便于领导军事工作，及将来建都南京。并于一月十日亲至武汉，企图说服各要员移驻南昌，但当时各人民团体，已提出迎汪复职的口号。所以他此行未有获得任何效果，遂于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迁都之争演变而为党权、军权之争。
蒋总司令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越趋紧密，形势对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决心先行反共，然后再对付左派。于是由三月十一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卅一日枪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党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党部及总工会；福州、安庆等地亦先后发生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开摧毁共党行动，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清共运动，并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一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一、七两军所有中共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均被清除。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亦于三月间率其助手离开总司令部赴武汉，转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最先占领南京的二、六两军于四月初被七军及一军之一部份压迫退出南京，蒋总司令便于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驻南京，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于是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分裂形势。
汪精卫于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合作，声明中有“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团结合作的苦心，于此可见。
四月十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当“四·一二”上海事变消息传到武汉后，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多表愤慨！汪精卫便即提出“讨伐蒋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的口号。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并罢免其总司令职，于是宁汉分裂已趋表面化。
广东中共早有伺机夺取广东政权的企图，至国民党蒋介石右派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便加速了我们的行动准备。
当时留守在广州附近地区的国军右派部队，计有：李济琛第四军的十一师及十六军范石山两个师和河南区李福林第五军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关北江办事处突接到广东省农军指挥部的密令，大意是：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已公开反共，屠杀我们革命同志；广州的李济琛是蒋的心腹，必执行蒋的反共路钱，因此我们以夺取广东省政权为目的，作战部署如下：
一、以驻韶关的陈嘉佑师为主力，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进攻广州。
二、各路农军的指挥如下：东路指挥彭湃、南路指挥黄学增、西路指挥周其鉴、北路指挥龚楚、广州市工人武装及中区各县由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三、各县农军，必须于廿日接近广州郊区待命。
四、各路军立即派员来省农会连络。
该密令署名是广东省农军总指挥罗绮园。
我接到这一命令后，立即由北江办事处通知各县农军紧急动员，限于十九日到达粤汉路沿线集结。并于十五日九时赴教导师请示陈嘉佑师长。他对我很干脆的说：“我早就知道必有这样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来，我驻清远琶江墟的一个团，今晨已开始向银盏坳、军田（距广州五十华里）推进，另两个团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广州约九十华里），并准备继续推进。你们农军须于十九日到达新墟附近（距广州三十华里）。关于运输问题，我于十九日早准备火车两列供你们使用，请即派员来师部参谋处连络”。
我告诉他：“我们已通知各县农军依期集结，但我须立即返乐昌集中农军，准于十八日，回到韶关”。
谈话后，我即离开师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农军集中，十六日返乐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