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乐昌县长刘应福，云南人，年约四十岁，身材短小，脸带黝黑气，一望便知是个抽大烟的烟精，唇上留有短胡子，眼睛小而稍陷，看人时不断的溜动，令人一见而知是一位工于心计的狡狯之徒。他于接任视事后约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在县府衙内客厅，设宴招待我们，我们应邀到达后，他即将所珍藏的书画给我们欣赏，表示他是一个风雅的饱学之士。按着他便举杯劝酒，态度诚恳，状极愉快。那天我适患胃病，他发觉后，立即请我随他进内室，室内设有吸鸦片的烟床、烟具，对我说：“我备有上等云南的枷楠烟膏（枷楠是一种名贵的止痛提神中药材），你睡下抽两口，就可立刻止痛了”。我那时正值年少气盛，而且生平最讨厌抽大烟的人，所以我毫不留情的对他说：“刘县长，我们都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革命同志，抽大烟是最腐败的行为，你这番善意，请恕我不能接受，同时我还希望你能戒除这种恶习”。当时他不但面红耳赤，而且怒形于色，但眨眼间又脸带笑容对我说：“你的话很对，我对此并无嗜好，不过备以疗疾而己，我们还是出去喝酒吧”。在他那种怒而反笑，恨而反亲的奸滑态度及殷勤招待下，我只得维持着和洽的气氛以至席终。但是，刘县长则对我怀恨于心，由此就种下了祸根。
我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后，想起了今天对刘县长的态度，深深的感到自己的冲动和鲁莽。因为他要我抽大烟的动机是善意的，他虽然不是什么革命同志，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到底是一个县的行政官，我不应该以对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何况我们正想利用他，我这样的伤害他的自尊心，恐怕将来对自己和乐昌今后的革命工作都会遭到不利影响，一念及此，甚感后悔。但我却没有设法去弥补这次过失，当时可能是自尊心太重所致。但我亦未将此事宣扬，只是和他保持着相当客气的态度。谁知我竟因此事而坐了三天的牢。
是年冬，十一月初，我偕同乐昌农会同志杨高林、薛仰圣同到广州购买枪械，随身备有省农会北江办事处的证件。我们到达广州后，住在西湖街西湖旅馆，向第六军后方买得粤造七九步枪二十枝，子弹二千发，正准备于次日乘粤汉路车北运。讵料我们睡至午夜，突遭广州市公安局的侦缉和警察所的拘捕。当时我们曾出示证件和说明身份，但他们竟置之不理；当晚即被拘禁在严重罪犯的监狱内，且禁止对外通信。
我们三人被拘禁的监狱，是一间密不通风的小屋，犯人大小便均在室内，臭气熏天，室内设有碌架床，但早已有五个犯人住着，我们每人分配得一个床位，空气污浊不堪。在愁容相对时，我们研究这次被捕的原因，怀疑到是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的行动，要取缔工农武装的政策。我们这种忖测，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我们的命运很可能会为革命而牺牲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恐惧，大家皆泰然处之，静候事件的发展。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便是三天。三天后上午九时，突然有个警官到来释放我们，并请我们到督察长室去，当我们踏入督察长室时，即见到省农会的一位同志和督察长同坐在一起，他见到我们便立即站起来，督察长分别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以误会两字向我们道歉。
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出公安局，即与我的同志到省农会去。
对于我们被捕的事，省农会罗绮园同志对我说出了真相。他说：“这件事是乐昌县长刘应福串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搅的，他们通知公安局，指你们为运械的罪犯，局长不查真相，便将你们拘捕了。后来公安局发觉你是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便即通知农民部及省农会，我就去民政厅找陈树人，陈即通知公安局放人，这才将你们释放”。
他又告诉我：“国民党内部，自今年五月举行二届二中全会后，造成了蒋介石将军独揽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实相符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他充份表现出军人的独裁作风，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分子，多已对他不满。在广东的国民党和各省市党部代表，曾在十月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们一致反对张静江，主张欢迎汪精卫先生回国主持国民政府，藉此来压制蒋介石。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正走向分裂之途，本党联合左派，打击蒋介石右派的政策，已获得初步的胜利。关于本党方面，今年一月的第四次大会及三月举行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均没有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对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整理方案又采取了忍让妥协政策，致使党内许多同志对党中央大表不满。特别是广东省委会同志，如谭平山、陈延年、彭湃及我们等”。
他又告诉我“目前我们不仅要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口号，争取农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并且应该抓紧北伐时机增强自己的武装实力，准备夺取广东政权。你回到北江后，一方面要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提高农民的斗争情绪，另方面要加紧扩大及训练农军，随时候命行动”。
我听了他这一席话，觉得他们对农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因当时的农军，人数虽多，但械弹缺乏，且未经严格训练，等于乌合之众，用作镇压豪绅地主则有余，若与正规军作战，实在言之过早。
我稍加考虑后即对他说：“现在的农军无论装备、训练、干部等等问题，均未到可用之时，请你注意并设法补救。”
他听了很不高兴，立即对我说：“这是你不相信民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须知只要民众的革命情绪提高了，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暴动夺取政权，何况你们已将民众组织起来，也编成了农军，你应该坚定的依照我们的指示，领导北江同志，一致努力，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切勿畏首畏尾，贻误革命事业”。
他这种盛气凌人的命令式口吻，使我十分反感。但我忍受下来，因我是军人出身，知道服从的重要性，我只好说：“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
他见我不再反对，就送我出门，说声再会，握手而别。
我回到寓所，便将罗绮园对我的指示向杨、薛两人作了一次简短的传达，并对他们说：“广东的上层领导同志，心理上已有夺取广东政权的积极企图，但在行动上则没有切实的加强工农的武装，徒托空言，于事无补。我们回去必须加紧准备，否则，将来可能遭到重大的损失”。
他们听到省农会对农军的枪械无法补充，要自己另想办法，表示失望，但他们对革命的前途仍是充满信心。
十一月中旬，我们三人带着买来的二十枝步枪和子弹，乘粤汉车返回韶关。
翌日，我去拜访陈嘉佑师长，请求他抽拨三百枝步枪以装备乐昌农军，并申明给予相当代价，将来北江农军在革命战争中亦必受他领导和指挥。他听了高兴之极，立即命师部军械处长将库存旧步枪中挑选了二百五十支精良的和二万发子弹给我。只收了我们三千元银洋。
有了枪不愁没有人，我们立即由乐昌调集了二百名徒手农军到韶关搬运这批枪械，并发给各乡农军使用。
自此，北江的农军便日益壮大了。
